第十五章　左路备补军(一)
| 兵变平复以后，袁世凯决定重新编练军队，名为备补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王汝贤任前路统领，刘某任后路统领，洪子成任右路统领，雷震春任中路统领，陆将军担任的是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和其他各路一样，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我任前营营长(同时参谋部亦委我为中校副官，我未就。这是刘一清先生为我在陈二庵处保荐的。刘以革命被二十镇解职后，即赴南方。兵变前数日，他代表黎元洪参加迎袁代表团到北京，我们曾经见面。)陆成武任后营营长，董士禄任左营营长，龚广翼任右营营长，中营营长由统领自兼。 计划就绪，即着手招兵，在德州、平原、沧州、景县四区，分头招募。我任景县这一区。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动身，同行的有中营前哨哨长宋哲元同他的哨官等多人。(统领兼任中营营长，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将五哨哨官哨长随各营同去，前哨随前营，后哨随后营，按序分配，取其简便省事。)过了丰台，即到杨村。不料英国兵忽然上车干涉，以我们携有枪械为借口，禁阻我们通行，气势汹汹无法理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想：“为什么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你英国凭什么在中国境内这样横行霸道呢?”后来费了许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勉强通过。到了天津，车站上也触眼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兵，中国的军警一个也看不见，宛如置身于英国的领土上一样。我们的车停在站上，那些英国兵三番五次地上来盘查，阔视昂步，不可一世。目睹这种主权旁落的惨痛情形，想到眼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怀疑着：“中国是否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天津一带几时已经沦入异国之手了呢?”此盖北京一带兵变事起，英国即借口保护侨民，在北方一带调集重兵，为所欲为。于是天津各地俨然成为他们的保护区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的监视和干涉。而中国当局，却只着眼于内部的权力之争，对外的方面，简直置之不闻不问。中国政治当局的可鄙可耻，就正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景县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营人就已招齐了。当即开回南苑着手训练，曹福林等就是在这次招来的。新弟兄们以农工小贩居多，都是真正的良家子弟，素质很好。此外还有许多曹州府人，——此时津浦铁路初成，天津至济南一段，都是烧砖铺轨，他们原先即为碴砖工人，以姓周的为最多。又此次招兵，我们住景县大寺中，寺中小和尚，都哭着吵着要求还俗投军，老和尚气得把他们关起来。但结果终有三个和尚投了我们的队伍，都很好。由此可见青年人的心志，他们要做有用的人，决不甘做无用的和尚。 南京方面听说袁世凯又招兵了，于是群起反对，质问他为什么违反信约。老袁乖巧得很，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实上，五路备补军统统已经招齐了。 那时民国初建，一切都混乱泄沓，漫无头绪。队伍驻在南苑训练，衣服锅灶一切用物都无着落。大家每天饥一餐，饱一顿，过一天算一天，勉强维持着。直待奉到命令由南苑调开北苑训练的时候，新兵们身上仍然穿着原来的随身便服，褴褛肮脏的不堪，七零八落地走过大街。我在后头跟着，怎么看也像一群叫花子，我自己就像个叫花子头。在北苑住到两个月的光景，才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又经了很久的一个时期，才又领来二百支破枪。国家在大改革的时期，无论什么事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经营，不耐烦，无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这个时期混过来的人，于这种甘苦更为清楚。 新兵编制成营之后，仔细加以考查，觉得素质还很不坏。他们大多是纯正的良民，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只是官长成分非常复杂，训练极感困难。当刚成营的时候，段芝贵凭他炙手可热的势位，极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护兵马弁也一股脑儿介绍给陆将军。陆将军碍于情面，无法驳回，一一照收。于是护兵马弁也充当起官佐来。这些老爷们十九都不识字，操法更是不知为何物。这样的下级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营中添了这般酒囊饭袋，全盘的事业都无法推动。他们身为下级官，自己既不会喊操，当然无法去训练士兵。没有办法，我只好分派几个有知识的头目每天给下级官教操。 新兵们还都带着辫子。成营不久，袁即下令剪辫。我知道这是一件难事，先做了一番宣传工作来说明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中的事实细细谈给大家听。但因他们是新兵，说话究不易深入。剪的时候，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连饭也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虽苦笑着，但肚里却在流泪。剪时一排一排照相留念，并又每人发给一元赏钱。剪过后，有的把辫子郑重地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个三四天不止，总觉得不惯。我看了这种情形，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五月中旬，我这一营奉命开往京西三家店守护陆军部军械局。三家店在门头沟附近，离北京四五十里路，火车半个钟头即达。再过为妙峰山，正北为天台山，过天台山为过街堵。这一带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若是发生战事，只要地形熟悉，这许多地方都可以大大地利用的。这里的空房很多，可惜十九都已残破了，我们驻下以后，重新加以修理。于是加紧训练部队。这时一共成立了三个讲堂：一个头目讲堂，一个官长讲堂，一个特别兵讲堂。另外成立了两个班：一个拳击技术班，一个器械体操班。在训练的期间，我编了一本八百字课，为新兵启蒙，每个字下边都注有浅显的解释，使他们一看即能领悟。此时石友三为左哨哨兵，佟麟阁为右哨哨兵，刘汝明为前哨正目，冯治安尚是伙夫。 在三家店，附近一带都是我日常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西北六七里，有一个坟园，这地方为我最喜爱，至今还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大坟园，连着高山，一片丛林古木。那种树都是白裸松，高达五六丈，每株都是六七个人合抱不过来。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可见这墓是明朝人的无疑。可是却被满清人霸占着，并把“大明”的“明”字戳去，换成“大清”字样，但石人石马的衣装却没换过来。照中国的法律说，占人坟墓，该当何种重罪?可是在清朝，清朝的权力只保护满清人，于是也就不讲法律，不算犯罪了。这坟园上的松林，后来到了民国十年左右，被王怀庆所盗卖，那些高大的白裸松，全都砍伐净尽。一座清幽美丽的坟园，就无端地毁掉了! 在三家店驻防的期间，忽然发生了蒙古独立问题，后来竟以兵戎相见，大战于百灵庙。这次中国参战的部队，由徐树铮将军指挥，出击作战的是第八十混成团。读者当还记得辛亥年间我曾在第二十镇第八十标充当第三营营长，这正就是从前那个第八十标的后身。他们这次作战，情况激烈，双方死伤甚重，我就写信去探问他们作战的实况，看看从前的训练是否合于实际需要，以作今日训练的参考。信去之后，一营营长王石清先生，二营营长郑金声先生各复我一封信，正目宋庆霖、张殿诚，也有很详细的信给我，将他们初战、酣战、结战的情形一一详告。根据这些信上所说的，觉着过去训练有三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关于官兵战斗动作方面，比如一个兵受伤，好几个兵抬送，一个官长受伤，几十个兵伺候，结果无形中减低了战斗力，影响全军作战。为免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项编了个《战斗动作歌》，每天教给士兵念诵歌唱。过去训练的第二个缺点是射击军纪太坏，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这也是一大弊端。为改正这种缺点，我又编了个《射击军纪歌》，将射击的技术与原则详说一番。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们这次作战死伤过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于利用地物。这结果是目标大，伤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斟酌地物要点，编了个《利用地物歌》。这三个歌儿都令官兵朝夕歌诵，每人都要记得烂熟，同时常常实地演习，以便作战时可以运用自如。我所以要编这些歌词，说来话也很长。我早年读列国志管仲相桓公伐戎狄之际，军中有“上山歌”、“下山歌”，并申说“乐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读了之后，十分兴奋，想到我们现在训练，也当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乐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给士兵们编些有益的歌词，谱调歌唱。恰巧我那时常到基督教会堂去做礼拜，我记熟了几个赞美诗的调儿，于是就按照那些歌谱，填上我自己的歌词，油印出来给士兵唱诵。因为调儿简单，歌词又天天反复解释，唱得烂熟，所以以上三个歌都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家店驻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到防之后，又是一番大修理，门窗、院墙、操场，统统加以修葺。 到年终奉令参加会考，由总统府全权主持其事，每军取一个第一。仪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事前不免一番竞争。至时主考者为刘某，此人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识颇佳。考题分战斗教练与基本教练两种。结果我这一营竟考取第一。 不晓得是因为我这次考了第一，还是另有原因，这以后许多人竟对我嫉视起来。这时我叫士兵们一天到晚读书，打枪，不准他们出门一步。有时有事出门，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烟酒必戒”、“嫖赌必戒”的歌儿。这一来更使别人看不惯，把我当做了抨击的目标，骂我孤雁出群，不近人情。我听了这些话，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们的醉生梦死。叫士兵们用心刻苦，劝戒士兵们勿染恶习，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一般人却如此大惊小怪，看不入眼。难道说我们身负国家之重任，就只应该躺在那儿白拿薪水，一点事都不做吗?我虽这样被人家笑骂嫉视着，但我努力自新的志气并未因之稍减。反之，这种种刺激，反倒加强了我前进的毅力与决心。这时我又编了一册《精神书》、《国耻歌》等教士兵们唱读，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意识，俾可与我共同担当救国御侮的工作。 我因为幼年失学，深感学识不足的苦处，遂尽可能的想法多多结识有学识的朋友，以弥补我这种精神上的缺陷。那时第五营营长陆绍文等，学识经验均甚丰富，我有暇即去找他们谈话，请教一些关于治军，治事，以及修学的大道理。不料这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件怪事：第一营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为西什库学兵出身，同学们见他身后萧条，于是每人出几两银子，共总凑集了数百元，交给他的家属为治丧赡养之资。不料这事却引起一般没进过学堂的官兵的反感。他们邀集了一些不识字的人，成立了一个“不识字会”，以排除学兵出身的同伴们。这事后来给陆将军知道了，把所有官长召集到执法处讲话，陆将军啼笑不得地说道： “如今到了中华民国了，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派，听说大家成立了个什么会呀?” 有人说：“听说是不识字会罢?” “有这么回事吗?我是武备学堂的学生，照这么说，我也应该被你们排除了。这都是谁干的?” 半天没有人吭气。后来再三追问，一位中营营副王怀智，外号叫王白毛的就站起来说道：“将军不叫闹，咱们就不闹，取消好了。”他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不识字会”就是由他做主脑的，此外第三营营长董士禄等都在内。他们主要的是排斥识字的官长，重用不识字的分子。当时陆将军重重地申斥了一顿，这个闻所未闻的“不识字会”才算取消。自己不识字，不知发奋以谋补救，反倒嫉恨别人，要别人也要和自己一般愚昧才好，这种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诧异的。 我这一营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瑞，是个满人。这人才学很好，人也不坏，惟性情懦弱，遇事疑惧，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他日常爱吸水烟，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咕里咕噜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刚掀起房门上的帘子，一股烟气迎面向我扑来，我就赶忙退了出来。他看见慌忙把烟袋放下跑出来招呼我说：“营长，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神色显出极度的不安，像有话急待申诉的样子。我看了他这种情形，一时摸不着头脑，我就说：“你有事请到我屋里来谈吧。”他到了我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开口说：“营长我不干了!”连说了五六遍。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他说：“副哨官逼人太甚，我一举一动他都监视着不放松。”原来我营里有个副哨官吴鹏飞，写的好，见识亦广，只是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儿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举他。加以他秉性多疑，对长官，对同事统不信任，所以又时时怕我对他有什么不好的举措，因此嘱咐司书，说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话，就请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他。有一天我和文案谈话，顺便问到补官的公事发过没有，王喜瑞说已经发过了。恰巧这时司书正在旁边，他把“补官”听成“副官”两个字，就十分注意，又听见说“公事”两个字，就以为我一定已给吴副官上了什么公事。立刻跑去告诉吴鹏飞。吴鹏飞听说，不知这公事是保举他升官，还是报告他的坏行，就急得一直跑去找文案，问上的是他的什么公事。文案当然不懂，愣了半天，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关于你的公事。”吴鹏飞坚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说上了他的公事，为什么瞒着不给他说。如此纠缠多天没个了时。弄得文案无法可想，遂愤而向我辞职。这是一件事。还有我的一位营副，名叫王广智，为人轻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营副常和他说：“你可知道咱们的营长是个革命党，你是个满人，他总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这条命!”王喜瑞就十分疑惧，日夜的感觉难安。有一天竟跑去问我，眨动着眼睛说：“营长，怎么好?你说我的命应该怎样吧?”我很纳闷，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把王营副说的话，敞开和我说了，并说：“我看他是吓我，营长不见得怎样我。”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王广智挑拨造谣欺弄他一至于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后来他俩终因事闹翻了，揪着打起来。——王喜瑞是社会上一个典型人物，所以把他写在这里。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们又奉令由平则门开回三家店驻守军械局。到这时候，才渐渐看出官长、头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受训练，一切都已上了轨道。他们精神都十分饱满，身体也十分结实。最值得欣慰的是官兵们都能知道爱护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我的《爱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们嘴里唱着了。 我因为常常往来三家店，同三家店车站站长刘锡庭渐渐熟识。他的英文很好，做事也很负责任。我每次坐车的时候，同他无话不谈。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铁路上的一切规章是仿照西洋法子办理，平常不准告假，告假生病皆扣钱，十二年无过无假恪尽职守的，都赠给养老金一次，并增给年薪一次。我听了他的话，觉着欧美社会事业的办法，实在比中国进步多多了。中国的社会太无系统，太无秩序。比如机关中一般公务人员，有的懒散成习，随便告假；有认真做事，忠于职责的，当事者并不过问。既无扣钱之说，也无奖励的章程。同时任用人员，都看私情，贤不贤，能不能，全不去管。这样，位置没有把握，生活没有保障，大家都是鬼混差事，而贿赂贪污也就成为风气，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人家的社会为什么那样好，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样糟?从这小小的办法上，都看出道理来了! 一天，我在火车上由李星阁旅长介绍，认识了一位高某。我叩问他在哪里恭喜，他说在小德张——西太后的太监家里教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说起话来云天雾地，随口胡吹。说谎说惯了，开口就是瞎话连篇，到后往往他自己也对不起碴儿来。我同他认识了两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实在话。我在平则门驻防时，有一天他坐着马车去看我。坐下之后，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坐马车来的，并说这马车是小德张送他的，他家里还闲着好几辆。他这话显然是故意在向我夸耀。我听了颇有点不能置信，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决意要把他的西洋镜戳穿一下。我就装作解手的样子，走出屋来，绕了个大弯，到停马车的地方。我向车夫说： “你是哪里的车子?” 车夫回答我说：“我们是平则门内大兴马车行的。” 我再用不着问第二句话，随即回到客厅里，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这位高先生问道： “你的马车很多吧?” 问的时候，我尽力避免神色上的显露。但他怀着鬼胎子，脸上一阵红，立刻忸怩不安起来。他再也坐不住，局促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为解嘲起见，临走的时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门外大栅栏拐角上某某饭馆去吃饭。我说我向来不叨扰人家，谢谢他的盛意，推辞了不去。不料他厌人得厉害，见我说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地非要我去不可。纠缠了好一会儿，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说给我的那家饭馆准时赴席。不料到了那里，那饭馆正在修理炉灶，停止营业，一打听，知道已经动工多天了。明知自己又受骗了，但还不死心，仍然想着停一会儿他还能来。谁料我怏怏地张望了半天，终于连他的影儿也没见到。我只好苦笑回来，自己认了晦气。一天我又遇见了他，他反倒质问我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来。我想这真是活见鬼!后来从多方探听，才知道这位高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学匪。原先他在某某学校读书，因为品行不端，给开除了，才又转了学。不久又被开除了。自此以后就到处招摇撞骗，鬼混过活。曾有一个时期，他竟能在某银行骗到一个职位，并且同总统府某秘书长也有了来往。这使我对于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像这样的骗子，竟也混得开，无怪乎社会如此黑暗龌(齿足)了。 这时有一位曾在滦州举义的朋友，被袁世凯逮捕。我听到消息，觉得彼此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万不能袖手不顾，当即尽力设法营救。后来他释放出来了，为答谢我们营救的人的盛情，特请了大家吃饭。席设石头胡同某某班。涉足娼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从这里我才知道北京有八大胡同。我走到那里，门口上挂满彻亮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迎门墙上悬着什么桂花、云仙、玲珑、小翠一类的妖艳名字的牌子，叫人看了直感到肉麻。这天到的客人共有二十几位，分作两席。客人一面不断地来，一面不断地叫条子，差不多每个客人有两个侍酒的姑娘。一时娇声媚语，大呼小叫，丑态百出，弄得我这个傻大个儿如坐针刺，一刻也不能安。到后来我简直待不住了，就站起来说：“对不住。我还有点事，失陪了。”主人看见我要走，百般劝阻。我执意不肯。主人把我送到门口，我对他说道：“你是一位有志气有血性的革命青年，想想我们为了革命，死了多少同志，你现在肩上又负着怎样的责任。今天的情形是我想不到的，同时也叫我十分痛心。我知道我说这话会得罪你，但我不说，我觉着对不住朋友!”说完我就匆匆走了。 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谈到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往往脸红口颤，把地板跺得咚咚作响，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概。但一朝置身社会，被狂风一吹，骇浪一卷，便立刻气丧志颓，再也干不起来。结果是随波逐流，把世事都看得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遂与社会同流合污，自己也成为黑暗里面的一个分子，成天三朋四友花天酒地，胡闹鬼混。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要这样，才能显得感情特别好。造成了风气，大家见惯，不以为怪。我国政治社会多少年来不见进步，这实在是一个原因。我这位朋友，原是极有作为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学识品行都很可观，自经了一次小小的打击以后，他便改辕更辙，掉转头来走入堕落之途。渐至觉着不如此便是不通人情世务，过去的豪志，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我们党政当局提倡新生活运动，我很觉得高兴。然而要紧的是要注重实际，不可只重形式，尤不可以此敷衍门面。否则还是毫无效果的。 这年九月，二十镇的马队三张来见我。所谓三张，就是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他们打算到绥远张敬舆将军那里投效，特来向我征求意见。这是好鸟择枝的意思，用心很可佩服的。我和他们说：“现在北洋军人中有血气，有朝气，有志气的，确乎要数张将军。他很肯为国家民族打算。到他跟前去干，当然比在别处好。我赞成你们到那里去。”张之江听了我的话，把桌子一拍，兴奋地说：“对!我们决意到张将军那里去!”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动身到绥远去了。 袁世凯的气焰这时一天天高涨，名为共和总统，事实上已经变成狄克推多。为了内阁制的问题，唐绍仪愤而辞职以后，大权更集于他一人之手。老袁于是踌躇满志，益发为所欲为，谁也不敢稍拂其意。这时令人惊服的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愤恨袁之飞扬跋扈，一天午后，他手里拿着鹅翎扇，步行到中华门，对袁世凯破口大骂，历数他的罪状，毫不留情。袁世凯这时躲在家里，气也不敢吭。到后实在受不住了，就找陆将军把太炎先生劝到石虎胡同住下，每天三顿丰盛的酒席款待着。心想这样，总可钳住他的口了吧。可是太炎先生仍然义愤填膺，骂不绝口。当时袁世凯惟我独尊，横暴恣肆，简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民风报》三番五次地被他查封。无故失踪的人每天都有，一般人都缩首敛翼，谁也不敢稍有触犯。太炎先生竟不顾一切，以一布衣，而不被淫威所慑，挺身为公理而呼吁，为正义而呐喊，古今中外，这种人物能有几个?我觉得在这点上，太炎先生真是一般读书人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