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抗战胜利
| 正赶上七月四日是美国的国庆日，赫尔利大使举行酒会，各国的客人都来啦。赫尔利的个儿很高，看那样子总有六尺五六，很瘦，有点弯腰，头发和胡子都有些白的，两只眼睛充满了精神。在他的房子前头台阶上站着，端着一杯酒走下来，找着吴文官长，夹着他的胳膊，举起酒杯来，说恭祝健康，接着奏了中国国歌，又奏了美国的国歌。完了之后，他又同英国大使薛穆，也举了杯，也奏了英国国歌。完了之后，他又同苏联的代办施高磋先生夹着胳膊，举着酒杯，互祝健康之后，也应当奏苏联的国歌，可是那美国乐队，总共七八个人，都说不会，不会!弄得大家都笑起来，还有些人鼓起掌来啦。当然了，施先生脸通红，赫尔利呢?两只眼睛直钩钩的，好像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了，这样怎么能办外交呢? 从这件事来看，办一件事情，除了有知识、有思想之外，还有就是要有准备。假如这位赫尔利将军，事前能有一个预备演习，我想决不会弄出一个这样的大笑话来。最大的病根就在准备的功夫太不够了，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心里有着一个随随便便，那就没有不糟糕的。 这一次献金回来，中央党部吴铁城先生找我去纪念周上报告，有蒋先生、何先生他们都在场。自我三年前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说了士兵吃不饱、穿不暖等等的话以后，好几年都没有找我报告过。这次的报告说了一个钟头的话，说得所有人都前仰后合，笑得连嘴也闭不上啦。散会之后，好些位先生都说我们这种死气沉沉的、死板板的纪念周，听到先生这样的讲话，才算是有了生气，他们都高兴极啦。 有一天，蒋先生当面对我说： “你住的地方太热，到我南山去住几天，好吗?” 我说：“哪会儿找我去，我就去。” 一天没有信来，我给吴铁城打电话，请他给我问一问。几天也没有信，我又找钱大钧(注：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问一问，他也几天没给我回信。后来又找贺国光去问，他说去问，随后给信。晚上就有电话来，说蒋先生在南山等我，请我快去。我到了南山，住在桂堂，见了蒋先生之后，才知道他已等了我好几天啦。这样我就在蒋先生家住了五天。 因为在外边说话太多，劳苦太过，就得了一种回归热的病。情形是这样，发起烧来，热度很高。我以为是疟疾，就吃奎宁，一吃再吃，都没有一点效力，并且是越吃热度越高，二三天都下不来，这才去中央医院查验。到底是什么病?有高学勤医生详细查验之后，知道是回归热。并且这种虫子只有一个，他决定了打针。若是两个，这个针就不能打，因为上边有个医院，也有人害这个病，一针打下去，病人就死啦。缘故呢?说是虫子正多的时候，打不得，针打下去就死，这里头当然有些道理。我这一针打下去，睁着眼看见许多的大山都劈成两半，看见斜着的一道一道的石纹，闭上眼睛还是看见那些立着的山，倒着的山，破坏了的路，都在眼前，就这样种种的怪现象。是不是因为打针就有了这样的情形，也不知道。两个星期后，又打了一针，这才好的。从此脸上蜡黄，没有血色。回到陈家桥，房子太热，热得鼻子里流了血，用防空洞的水来冰头，冰好啦。为什么用防空洞的水呢?乃是因为我在新买的邹海滨先生的楼房廊檐下面睡觉，正睡着的时候，觉着鼻子里往外流水，我想一定是睡觉前喝水多了，若是翻个身，左边鼻孔在下面一定就好了。哪晓得，翻过身去之后，这个水还是直流，拿手摸摸，这水发黏，这才迷迷糊糊地想起来怕不是水，就叫来一个姓杨的，找他拿来灯照一照，看看是怎么的，一看通红，知道是鼻子破了流血。这位姓杨的说，你是受热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受热的?他说，他昨天也是睡在这里，觉着很热，他鼻子里流了血了。我说： “那样你怎么好了呢?” 他说：“是用防空洞里最凉的水冰头冰的。” 我说：“那很好，我赶紧下楼去，你快去防空洞弄很凉的水去。” 就这样，拿手巾沾了冷水往头上喷来喷去，把血止住了，以为这样好了。我觉着病刚好，总是走走路好，于是在大院子周围走走。走了一个大圈，回来鼻子又流血了，一面用冷水冰，一面找中央医院请了大夫，是耳鼻喉科的。他看了之后，说鼻子里的血管破了一块，我给你打个补丁就好了。他说，如同焊自来水管子一样，他用硫酸银在我鼻子里烧了一下子。从此，一面是谨慎小心，处处在卫生上留意，一面是真正没有再犯，这就是害回归热的余波。 由陈家桥回到重庆，又在蒋先生家里住了三天，还是在黄山。后来又把所说的话写了一封长信。 不可忘记的一件事，就是日本鬼子攻破衡阳不久，又攻下了桂林，又来攻柳州，以后他又攻占了独山。这种情形，震动了后方各地的人们。看见的情形，就是在重庆有车的，有势力的，就把一切重要的东西，用很秘密的方法向成都方向运走了，每天都看见三十辆、五十辆的车开着走。 桂林、柳州失守的时候，有的人把几万万的产业或是几千万的产业全部丢光了，一家人三十口的被炸死二十口，也有的一家十口人的，被日本人杀了八口，那种痛苦情形，可说是笔难尽述。说是在那条路上，左边走的是老百姓，右边走的是中国的败兵，当中走的是追击我们的日本军队，有时候就这样平行地走着，谁也不管谁；也有时候，日本人看着谁不顺他的眼，拿起带刺刀的枪来扑哧扑哧地乱刺一阵，就这样，被刺死的老百姓和士兵们是成千成万的，都倒在血泊之中。我三叔的儿子冯大民就这样被日本人用刺刀把头刺了几道口子，还算侥幸没死。 日本人要看见一个兵扛着枪，或拿着刺刀，他就红了眼，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着我们的士兵乱刺一阵。 在独山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山洞，里面装了很多的军用品。日本人每到一处地方，房子都烧光了，他们没有地方住，只可都到山洞里去。那晓得这里有地雷，有炸药，日本人进去了还不算，又弄了些女人进去。正在这时候，有一位很有爱国心的也是很忠勇的士兵，他发了大心愿，愿意同日本人一块死，他用汽油把炸药点着了，只听得轰的一声响，把山都炸崩了，这样一来，日本人乱啦，两丈见方的石头，炸出来有一二十丈远，当时的情形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日本人的头子都以为中了埋伏，都不敢向前进。 重庆这个地方，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个参考消息，说是某军长在綦江对着重庆去慰劳的人们讲话如下： “在前方正紧急的时候，大家来慰劳，我非常感激。可是希望大家千万不可对着我们的士兵们说到前方去打仗的事，我们这队伍，从宝鸡开来，我对他们说是接防的，没有对他们说是来打仗的。我们这一路走着，无论是村庄城市，全是关门闭户，遇到雨天，衣服都淋湿了，不但没有更换的，就是要找一间屋子烤一烤，也是找不着的，没有办法，只可脊背对着脊背，在屋檐底下蹲一夜。若说到我们吃的，请你们各位看一看，是米饭就一点咸菜，连油都买不起。你们各位从重庆来，你们看看你们喂的猪，是不是比我们的官兵都吃得好。在这种情形之下，想叫我们去向敌人拼命，来保护你们的性命财产，你们要知道我们也是人，就是这样待遇，绝不能去拼命的。” 这一篇东西，于右任先看见的，他拿着去找蒋先生，问他看见没有，蒋先生说： “看见了。” 于先生问：“怎么办呢?” 蒋先生说。“有办法。” 听人说，蒋先生马上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就是几个管军事的，蒋先生说： “赶紧送几万万块钱到前方去。” 叫何某(注：指何应钦。)去，何说：“我是参谋人员怎么能办这事，我也不认识他们。” 蒋先生又说：“张某某去。” 张先生说：“我一个管政治的人，到前边去有什么用?” 蒋先生又说：“俞某某跟着去。” 俞说：“我是管后方事情的人，到前方有啥用?” 何某又说：“我的车坏了，没法子去。” 蒋先生说：“你的车坏了，坐我的车去，非去不可。” 就这样勉勉强强地去了。有人说，若是唱戏还有一个张飞、黄忠来自告奋勇，不知为什么到了紧急的时候，叫谁去谁都不去。 拿这事来看，实在是一件最大的教训，并且是信史不能不把它实实在在地记录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重庆发起了一个天主教和基督教联合起来的慰劳会，另一个是慰劳演讲会。有时讲一次话，可以见十几万元到二十万元。又把在成都余中英先生那里运来的献金的各项东西，完全交给了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黄次咸先生。我在后勤部又给他要了汽车，把猪肉、牛肉、咸菜、粉条等几大汽车东西，由黄次咸和李德全女士，在下着大雪、刮着大风的时候，很有勇气地开车走了。后来听说，这一次的慰劳，在贵阳，在独山，是真正送到前方的士兵手里了。 这个时候，一天一天的报上，登着特别传来的消息，说德国要投降了，也有人说德国投降日本也要投降。我开车到了成都，由成都又到青城山，我住在天师洞后边真武殿里。我在重庆有大夫对我说，回归热的病好了必须休养十个月、八个月才能复原。这样我找了一位在成都弹筝的先生一路到了青城山，每天都要同他学两个钟头，学会了《山高水长》、《颜子陋巷》、《平湖落雁》，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能使人休养性情。罗运炎先生的三儿子，很精明，很好学，同我住在真武殿，帮助我学英文。在成都觉得很热，一到青城山便觉得很凉了，一天能下几回雨，冷得非穿棉袍不可。这里的易老道领我去看新修的大殿，用一块整石头刻的轩辕黄帝像，刻得很好。这是那年我来这庙里的时候，易老道请我指教他关于道教的事情，我对他说： “你前头这个殿叫什么‘三清’，这都不在圣经贤传上头，谁看了也不大注意。能不能按着太虚那个样儿，在缙云山把缙云寺里头的大殿只留下一座大佛，其余的都送到坑里头去。我们中国多少年来都说黄老黄老，黄帝和老子(注：即李耳，字伯阳，外字聃，春秋末杰出的思想家，道教创始人。)就是道教最好的祖师，你能够在一个大殿里做一个黄帝像为最好，我们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一定谁都高兴来看轩辕黄帝。若是你觉得一个像太不好，那你可以配上老子、伊尹(注：名伊，尹是官名，一说名挚，商初大臣、政治家。)、张良(注：字子房，汉初大臣、政治家。)、太公、诸葛亮都可以。” 他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我又对他说： “你每一个像前头，应当立一个小一点的石碑，把他们的传记刻在上面，那就更好了。” 后来他找我写黄帝碑，我找陈哲甫先生本着一百名人传，头一位就是轩辕黄帝，修改修改，作了一篇很有根据的传记。我写的是魏碑，有核桃大小，都是四四方方的。他们庙里有一位老石匠，刻字刻得很好。后来他们把拓下来的黄帝碑文给我寄了一些来，看去很整齐，也很清楚。这一次易当家的找我写一本黄帝阴符经，我首先把一篇序给他写了，预备将来有工夫的时候，也给他写那个经文。 到了上清宫看见他这庙里头，还是在那里修盖房子，有一个石头刻的麻姑像，是张善子画的，画得很好，庙里的人们把它一张一张地拓下来卖钱。我想假如把长安城里头的碑林里的好东西选择些，再把小禹州(注：今禹县，在河南省中部。明朝时为禹州，一九一三年改为禹县。)的禹帖和山西绛州(注：今新绛县，在山西省西南部。明、清时为绛州，一九一二年改为新绛县。)的绛帖，以及曲阜孔子庙里头的碑帖，挑些最好的，刻了石头，老道们再好好地学一学拓帖的办法，假如是一套一套地卖起来，这也是文化的生产，也是他们的收入。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办，一个是老道不容易到各处去找这种东西，还有一个找着这种东西，怎么运了来刻，他得要多少钱，这是他们的困难。 这一天，我正在厨房里烧火，为的大家喝上开水，忽然间听到院里嚷起来，咕咚咕咚地跳起来了，有人跑进来对我说：“日本人真的投降了!”并且拿了灌县县长在电话上报告我的话说：“日本人确已投降，成都各界正在放鞭，预备游行。灌县已经放过鞭了，学校和民众正在预备开会游行呢!”我看了这个报告文，没有说什么，眼泪止不住地哗哗向下落。人们问我为什么落泪呀?我说： “这是四五千万条人命，几百万条腿，几百万条胳膊，一条大河似的鲜血换了来的，听到了‘胜利’两个字，不由得让我想到了那些为国死去的同胞，如同站在我面前一样，怎么能禁止住我的眼泪不向下落呢?” 接着，一个消息一个消息地传来，日本投降了一点不假。我对老道说： “天师洞门左边这一块空地平一平可以盖一个亭子，名字就叫‘闻胜亭’。” 老道很高兴，他说他们有的是木料。除了给他两万块钱外，又给他写了“闻胜亭”三个字，还写了两行小字，是说明在这庙里听见胜利的消息的。几个朋友，个个都是归心似箭，要回重庆，说着说着下了青城山。到了成都住在华英书局，这里正要开庆祝胜利大会，英国人、美国人都有，那天到的有几百人，我们的同胞男女学生都有，他们找我们到礼拜堂顶上撞钟。好难爬的楼梯，我想那些主张盖楼的人，他一定没爬过这个楼梯，因为太难爬了，又窄又高。我敲了一百零八下，把手全都震红了，敲完了之后，过了半点钟，我的两个耳朵里还是嗡嗡直响，我也在这里讲了话。这几天成都游行热烈得很，人们在大雨滂沱之下，衣服全湿了，他们还是十分的高兴。 我在华英书局，也请了许多外国朋友和中国朋友来吃茶点，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表示感谢盟国帮忙的意思。 回到了重庆，听到说派某人去接收什么地方，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受降，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以前写的对子总是写“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山河”，或是“革命安有息肩日，抗日方为绝顶人”。胜利之后，别人找我写对子，我就把对文改了，多是“人民为主宰，科学是救星”；“时时求实干，事事讲维新”；“腐旧终淘汰，维新必适存”。 各处来的消息渐渐多了，说是重庆人到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都是五子登科；还有人说：“此间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总而言之，军队是归并又归并。当然打了八年仗的人，伤不但是受了好几次，而且每次都受好几处的伤，看看他的大腿和胳膊，受伤受得跟筛子底一样，一个窟窿挨一个窟窿，这样说编余就编余了，怎么叫他不说闲话呢? 有人问我以后什么事情最要紧，我说就是科学、民主最要紧，我又根据这个意见，写了一本《建国问答》。 今年一月几号，开最高国防会议，有陈辞修先生提的一件关于大赦的案子，是请元旦大赦。可是案子到元旦过了以后才拿出来讨论。我同居院长、于院长都非常赞成这个提案，因为这次抗战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事情。这八九年中，人民颠沛流离，出生入死，一定有大多数的罪犯是为着战争期间生活逼迫才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那么胜利来到以后，实在应该来个大赦，除了汉奸卖国、贪污祸国的罪犯不赦以外，其他的一律赦免。这是尽情尽理、爱国保民的想法，应当这样办的。谁知有几位先生反对，说“大赦”是封建时代的办法，民国时代不应有，又说这，又说那，他们年岁又轻，气又壮，结果是交付审查，竟没有通过。开会回来，我马上写了封信呈蒋先生。 此后的事情，已经出乎“抗战生活”的范围，将在以后的书中详述。(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