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重庆见闻
| 这个时候，卫长官立煌在洛阳，大家都知道他是主张精诚团结、一致努力抗日的人。可是有许多特别的事情发生，多亏了他始终一贯的主张，到底没有分裂。这一点，他自己固然吃了大亏，而全国的老百姓和整个的国家，真算是得福不浅。 鹿瑞伯从前方回来，同余心清几位朋友到陈家桥见我说： “河北省真是穷困到万分，假若是有钱或者是有兵，决不会成这个样子，此后说话该当怎么说法呢?请先生指教。” 我说：“蒋先生是拿着三民主义来抗日救国的，他决不愿意把某人当作仇敌。我们呢?为了三民主义，为了收复失地，应当拥护蒋先生这个主张，凡能忍耐过去的，我们决不能把他当作敌人。况且大敌当前，我们更应当看到远处大处，应当把国内的同胞化敌为友，不应当叫日本鬼子笑话我们，这样我们说话就有了准则。换一句话说，就是全国同胞都是兄弟手足，我们要一致地雪国耻收失地，什么谁对谁不对，都是自己的同胞，我们应当原谅和忍耐。” 有了这一次的谈话，朋友们都清楚必须这样才算是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不久就开了五中全会，在会场里就有人找鹿先生报告河北的情形，鹿先生说，不用报告，大家都知道。有人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报告，有人压着你，你不敢报告。鹿先生没哼，我也没哼。 有一天，张某在会场里说，共产党无缘无故地在三民主义上头加了“革命的”三个字，共产党怎么可恶。我就找来了一本《建国大纲》，总理写的，给张某看。我说： “你看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吗?‘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张某一看说：“我没见过这本书。” 由此可见，我们党里的朋友，马虎到什么样子了，可怜到什么样子了!这不是糊涂是什么呢? 又有一天，这位先生在大会上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赞成共产党的不少。”并且说，“总裁左右共产党也不少。” 蒋先生说：“你替共产党做工作，你自己不知道，依你说咱们这中央委员里就有些共产党，那么咱们就你防备我，我防备你，自己不闹起来了吗?”你说我左右就有共产党，那我也不要睡觉了，尽防备吧!这样一来，我们自己也打起来了，共产党还不喜欢吗?你这不是替共产党做工作是什么呢?” 蒋先生又说：“我告诉你，总理活着的时候，你就阻碍着他。不然，总理的成就比今天大得多。你今天又故意地来阻碍我，我看你就是破坏革命。总理开除过你，我姓蒋的替你求过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的一言一行完全是破坏抗战，完全是破坏团结，你这个样子就不成!”越说越火，拍起桌子来了。 这位张先生站起来说：“总裁，我以后再也不说话了，好不好?” 蒋先生说：“你不配说话，你不配说话!” 我看他俩闹得不能下台，我说： “总裁说的这话应当说，张先生也应该接受，你那一天说有人压着鹿瑞伯，什么意思呢?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时候，我在旃檀寺住着，把宣统赶走，张先生来了，一进大门就喊：‘给焕章先生磕八个头。’我说：‘算了吧，算了吧!’因为你说过基督徒不能革命，不配革命，你还记得这件事吗?要记得那回事，不要瞎疑惑人，疑惑这个，疑惑那个，对己对人都不好!” 张先生说：“对了，对了。” 那天晚上，在嘉陵宾馆有个大宴会，蒋先生见了张先生说了几句客气话，就算完了。 这件事，看着关系不大，实在关系太大了。假如，不是蒋先生把这位张先生大教训一顿的话，那团结一定破裂了。这一段事与抗战很有关系，所以我把它也记在这里。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轰炸越来越厉害。我记得那是七月六日，一连几天，把巴县中学周围许多人家的房子都炸平了。我住的巴县中学几十间大楼一夜都炸得平平的。那一天，我正在歌乐山云顶路五号，站在院子里就可以看到重庆的火有几百处，有几十丈高，通红，黑烟，白烟，各色各样的。第二天一早，刘致钧副官来报告说，巴县中学的房子都烧光了，所有的书籍、行李、箱子、沙发、文卷，什么都烧没有了。我问： “伤人没有?” 他说：“没有，人们都在洞里了。” 我说：“只要没有伤人就好了，东西算得了什么?” 在重庆周围有许多防空洞都是石头的，有的几十丈厚，薄的也有一两丈厚。这个地方防空洞算是再好没有了。也有一次大隧道里出了岔子，有人说死了三千，有人说死了八百，还有说更多的，大概都是因为那个门销上的关系。实在是洞不应当太大，最多容二百人或几十个人为最好，尤其是不应当锁门、关门、插门，门若不插不锁，决不至于死那么些人。这回死的人，简直说是太冤枉了。就在这几天里，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都开到云南去打仗。听说到了前线，一打就垮了，死的人还不少。结果呢?三十六军军长江纯撤职查办，队号取消，永不许再有这个队号。九十九军军长也撤了职，这真算是不幸而言中。早就知道，不打仗还可以马马虎虎地混饭吃，若有一天开上前方去打仗，一定是失地辱国，将官把士兵的命送了，士兵把将官的命送了。平素里，大官不管小官，小官不管士兵，可以说他们是“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哪是带兵的法子?他们是不管病人的，一连人住到哪里，团长都不知道。说到练兵，入伍快一年了，还不会定标尺，不会目测距离。而且官兵的生活，彼此相差太远，那怎么会有精诚团结的精神呢?仔细看起来，有的地方跟北洋军阀带兵的办法没有什么分别，或者比那个还坏，这有多么痛心啊!实在太不像话了。这并不是到坏了的时候才说的，在未打仗以前，早就看准了它，一定有这一天，最坏的是你跟谁说谁也不听。大敌当前，还在那里儿戏国事，这怎么得了呢?想起来惭愧到万分，难过到万分! 我见过新组成的军队，装备很整齐，到前方一打仗，就散了。因为大官不认识小官，小官也不认识士兵，都是暴发户。新成立起来的队伍，一点历史的关系都没有，人本是有感情的动物，弄得毫无感情之可言。能打仗的队伍也真不少，可是，三军缩成两军，两军缩成一军，四师缩成两师，两师缩成一师。总是把你缩而又缩。许多能打仗的官长，队伍一缩编，他们都闲起来了，那不能打仗的官长，反倒带了很多的兵，一打散了，钱弄到自己家里去了。不说别的，军毯一弄几千条偷出去卖，这还成什么话呢?看吧，一个公馆里都是三个兵五个兵，那师长和军长公馆里，就更不要说了。本来兵是管打仗的，不是管杂事的，现在把兵当作家丁用，这完全变成外行，不像带兵的人，不像学过军事学的人办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坏情形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这是害蒋先生，害中华民国，害国民党，到哪里也不应当有这种坏办法。 有一次，我看见一些驮炮的牲口，瘦得真够得上说是“骨瘦如柴”。我不明白为什么带兵的人，会把国家的这些活动武器毁害到这么厉害，这得费多少钱才能买来，他们只为赚一点马乾就这样胡来，这不是跟中华民国作对吗? 不只是骡马瘦得要命，就是兵也是瘦得不得了，官也是没法子生活。如平素里逃个兵，一定要叫官长赔衣服，现在打仗了，三十、二十地跑，还要叫官长赔衣服，那他怎么赔得起呢?没有办法，官长也就跟着跑。这样一来，军队就没有法子控制。况且官长们都有些家眷，也是一样逃难到后方来，赔上两三套服装，他就不能生活了，何况是多了呢! 有人从前方来报告从前庞炳勋守临沂的事。张自忠将军在徐州以南向南打，先打退了日本人，又奉命去援助滕县，还没有到滕县，又叫他去援助临沂。他在临沂城外给敌人一个侧面攻击，打得日本鬼子落花流水。这一仗是张自忠将军和张克侠将军、冯治安将军，还有刘振三师长等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一次大胜利。自“七七”开仗以来，我们就没有打过什么真的胜仗，就是这一次，真算是把敌人打败了，真是敌人向后退却，我们追击了。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到中国以来是第一次打败仗。我过去也听说过这话，可是到现在才有人指着地图详详细细地跟我说了，我才敢信。并且，陈天秩把徐州以南作战的情形，也给说得很清楚。我看，军队与将领的关系太大了。张自忠不回军队的时候，他这一军人精神很不振作，他一回，军队就活起来了，真有“战必胜，攻必克，守必固”的十足的精神了。 我在石板场住着，有一天，有位云南人姓曾 (注：指曾万钟，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的来见我。因为他是协和先生的学生，他知道我跟协和先生是莫逆之交。他在太行山当总司令，指挥着二三十万人，因为失败了，到重庆来见蒋先生，报告实在的情形。哪晓得重庆的大官们对他说： “你要向委员长一报告，他一着急就病了，那还得了!你千万不要说实话，你报告不得的。” 接着又一个大官说：“好，你要向委员长报告，把委员长急病了，那么谁领导抗战呢?若没有人领导抗战了，中国不亡了吗?你这小子要亡中国，我非拿手枪打你不可，你敢去报告!” 这样一来，这位曾先生就不敢去报告了。他很难过地来到石板场找我，对我说，他在太行山上，一万人中要有三千五百人到黄河边上去抬粮，还有二千五百人去遍地里拾柴火，还有病号。这样一来，一万人只有三千人能去打仗，十万人呢，只有三万人打仗，他指挥三十万人，只能出九万人打仗。中央分配他的战线是三十万人的战线，这样一来，空隙怎么不大呢?他又说，应当给他三千夫子的，只给他二百个囚犯，这怎么能运东西呢?又说，应当给他四百多匹骡马驮东西，结果是一匹都不给，叫他怎么打仗呢?越说他越难过，他说最难过的是有话不准说。他说这个毛病，若不真正改革，恐怕没有法子再作战了。我听了他这话，真气坏了，我见了蒋先生，把这话对蒋先生当面说过了。后来，我还给蒋先生写过一封信，也是说的这件事。平心静气地来想想，我们的军事是坏到什么地步了!最主要的是蒙蔽蒋先生，哄骗蒋先生，这种蒙蔽欺骗的结果是亡国的悲剧。 十分的万幸，是日本的少壮派发动了“二二五”、“五一五”两次刺杀案件，把些老成的稳重的人，杀的杀了，赶的赶了。这些少壮派袭击了珍珠港，惹来了美国的军队，我们才能得到胜利，不然的话，就凭我们这个军事，那真是万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因为蒋先生的眼被他们用手遮住了，什么也看不清楚，那如何不坏事呢? 这里的国防最高会议，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机关。蒋先生向来是不出席的，大概是规定好的，总是孔庸之先生替他主持。这一天，军事外交报告完了，姓何(注：指何应钦。)的起来报告说： “重庆这个地方要暴动，主持的人就是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 看那光景既紧张又严重，不像说着玩的样子。我就站起来说： “这是谣言，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沈先生那么大年岁，他除了有一支笔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拿什么暴动?邹韬奋和沙千里也都是拿笔杆的，他们凭什么暴动?” 我说完了这话，于右任没站起来就说： “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人都看成是靠不住的人，由疑惑而捉起来，由捉起来而打起来，这才是给日本人制造胜利呢，结果一定是日本人不要打我们，我们就完了。” 他说完了之后，孔庸之先生就东说说西说说，大概说的是不要自己疑惑自己。孔先生说完了之后，陈果夫先生把他那没有血色的、干枯了的蜡黄的脸，向右一扭，脸朝着上，对着我的脸说： “你别看不起沈钧儒那老头子，他糊里糊涂，共产党要给他准备好了，他一定会干的。” 我说：“沈钧儒先生不是国民党的老同志吗?我们听了这个话，是不是应该派一位同志去跟沈先生谈谈，问问有这回事没有。不然的话，能不能把沈老先生请了来，彼此谈一谈，若是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准备对付他，这是对同志之道吗?我们这不成了仇敌了吗?我觉得，我们对于同志不应当这样!” 我特别地声明一句：“我同沈钧儒先生是很好的朋友，若有人污蔑他、毁谤他，我都不能说几句真实的公正话，那以后谁还和我交朋友?谁不说话都可，我不能不说，我认为这完全是破坏抗战的人在这里制造谣言。” 这话说完了，何先生他们才说：“大概也许不确实吧?” 回来我就找了沈先生，告诉他今天会议上有这样一个报告，请他去找有关当局问一问，到底怎么回子事。后来，我听到沈钧儒先生说，他去找了何先生说： “你把我关起来完了。” 何先生回答说：“请回去，请回去，大概是谣言。” 拿这一件事情来说，这是国家大计，应当很慎重地、很严肃地、近乎情理地来研究讨论，不应该捕风捉影的，听见风就是雨，弄成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内乱情形出来。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同志当仇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有一位朋友姓许，他在陆军大学当政治教官，是少将阶级，跟李协和先生是同乡，是很诚实、很公道的一个人。他对我说，他在一个训练团里，也当政治教官。有人告发了学生，说某人是共产党，说某人是救国会，又说某人是汉奸。实在说起来，就是叫年轻的孩子当特务，每天每星期，都要作报告，有报告就有奖金，没有报告还要受罚。这样一来，就无中生有。一天捉住了一个学生，说他是汉奸，是汪精卫打发来的。这个学生说，我是不愿意当汉奸才来的，并且是我老人叫我来的，叫我为抗日牺牲性命，报效祖国的，我怎么能当汉奸呢?结果还是不成，拿火筷子烫，拿针扎，用种种的刑罚，逼得没有办法了，这个学生就说：“我都承认了完了，我是汉奸。”说他姨母给他的信，都是些暗号，说他还有个无线电，他也承认了。无线电放在哪里了呢?扔到江里了。没有一点凭据还不成，到底他找着了一个铁圈，他说这就是凭据。这样一来，几天的工夫，就捉了六百几十个学生，都关起来了。有几个打得太厉害了，青年孩子的火性高，他情愿死，也不愿意受这个罪。有个姓桂(注：指桂永清。时任綦江战地干部训练团负责人。)的问他： “你为什么要暴动?” 学生说：“为了要杀人。” 桂问他：“你们要杀谁?” 学生说：“杀你!杀你这个害民贼!” 桂把眼一遮说：“推出去枪决!” 就把一二十个人都枪决掉了。大概是这些青年的父母和家长们写信给蒋先生，说我们的孩子跟你学习抗日，你把他枪决了，他们犯了什么罪，你必须公布，不公布我们要到法庭里告你。这样，蒋先生才派了许多法官去审问，本来都是无中生有的事，就审到那个有铁圈的，把无线电扔到江里去的孩子。经过法官再三地问，他才说： “拿火筷子烫的，我没法子了，才瞎说的。” 法官问他：“那么你这个铁圈从哪来的呢?” 他说：“非跟我要证据不可，我没办法了，我把站岗的钟表上的一个圈给拿来了。” “那么那钟表搁在哪里呢?”法官问他。 他说：“把钟表扔在粪坑里了。” 马上又动工，把粪一点一点都掏出来，果然把个破钟表找出来了。所有这六百多个年轻的学生，全是冤屈，都问明白了，放他们出来。这些青年说： “我们不出去，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了，拿火筷子烫我们，拿针扎我们，拿刀子割我们的肉?” 闹僵起来了，没办法了，派了张文伯去给学生们赔罪。说了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到第三天，那些学生才哭着出来了。后来蒋先生把那个负责人派到德国去了。 拿这件事情来说，我们看见那个刀杀人，我们都知道，不能把个刀拿过来砸毁了就算完了，应当问问到底是谁拿着那个刀来杀的人?三尺的孩子，都能懂得这个道理。这件事应该谁负责任呢?这决不能怪桂某一个人。 震动重庆及大后方人心的事，就是长沙大战。薛岳，号伯陵，是个有血性、有良心、有硬骨头的将官。日本鬼子快攻到长沙了，被他几路大包抄，把敌人打垮了。第二次长沙大战，又把敌人打垮了。这不但是有勇，要紧的还是有谋，薛岳将军真是一位谋勇兼备的将领，说起话来，非常谨慎谦逊。他同张发奎将军早年都是跟着朱执信先生的，为了三民主义，受尽各种痛苦。到如今，有了报效国家的机会，他们真是只知为国，只知为民，什么危险全不怕。到第三次长沙大战，还是取得了大胜利。长沙胜败与全中国抗日都有绝大关系。确实说起来，薛伯陵先生为了抗战，是有极大的贡献。 张发奎先生，字向华，短小精干，不怕死不爱钱，尽说真话。可惜的是，拨给他的队伍，多是彼此不相干的。跟他有关系的，就是他那几个参谋副官和传令员，这可怜不可怜!为什么这么办呢?结果，张向华将军有很大的力量使用不出来，他不怕死也白不怕死，他不爱钱也白不爱钱。所以，几次大战他想做出点贡献，但都不可能，就是这个缘故。这种防家贼的办法，实在不应该。 有一次在大会上，中央委员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时候，庞炳勋站起来说话，他看见报纸上满载着慰劳军队的事，听见说是好多次了。自开仗以来，他这个军就在最前线，打过许多次的血战，可是始终就没有受过一次慰劳，也没有一个人去慰问过。他一面说着，一面气愤，一面难过，他呼喊了一会儿，一点反响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哼，好像是对着死人说话一样。后来，庞炳勋改变了作风。那不是他对不住国家，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中央委员太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们官兵，才闹出这样的事来。 我接到魏凤楼的信，知道他回到河南西华县他的原籍，带起他们本县的父老兄弟有五六千人，从周家口过了黄河，在淮阳以东袭击日本鬼子，打了一个月的血战。他受了重伤，他带的人死伤了一半。像这样的一位将领，不用国家的枪械，都是老百姓的武器，不用国家的粮饷，都是老百姓供给自己，这真算是义民，这真算是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结果呢?打起仗来，子弹、粮饷，一点有力的援助都没有，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受了重伤还没有人问。我在中央这个地方替他呼喊，蒋先生发了五千块钱的医药费，并且要派飞机去接他到西南住医院。论功真是有功，应当把他的队伍编成师，编成军，才能鼓励别人。实际是什么情形呢?叫他的那些人吃不饱，穿不暖，还是个支队长，只是个游击司令。在后方一次仗没打过的人，不但编成师，并且还编成军呢。这怎么使人佩服呢，太不公平了! 来的人都说，孙良诚在河北跟日本鬼子打过许多的血战，后来到了山东，真应该编成军，应该给一个总司令的名义才对。实际上，饷不给他足，衣服不给他够，职务名义也是随随便便变个法子给他难过。先是听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挥，设一个分署在鲁西，那已经够对不过孙良诚了。后来，又把个分署取消掉，要叫一个专员指挥他，这样使他喘不出气来。他很能够跟日本鬼子打仗，逼他蹂躏他，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的队伍编了又编。把孙良诚害成这个样，说实话是应当有人负责任，不应当就这么马马虎虎地算完事才对。 我确实知道赵寿山军长带的队伍，真是很能打仗，日本鬼子也很怕他。可是竟有特务造他的谣言，说长道短。他在黄河岸上做的堡垒，许多盟国的朋友看了都是钦佩到万分。美国的朋友说，这种堡垒比铁还坚固；英国的朋友说，这真是没法子攻克的阵地。工事做得这样好，阵地守得很久，敌人是不敢来的。忽然间把他调到后方，说是整理他的队伍，换了某人带的队伍去守那个阵地。哪晓得敌人来攻，几天就攻破了。黄河阵地一失，郑州就丢了，郑州一丢，豫南豫西全都动摇了，说起来真是痛心到万分。变了许多的方法，到底把赵寿山军长调开，叫他升了一个总司令，离开他的军队到凉州去住。这还不算，有一团人跟着他住，说是监视赵总司令的。电话有人监视着，通讯有人检查着，这样的一位有学识有胆量、忠国爱民的革命将领，硬把他搞得气都喘不出来，这是谁在这里作祟?可恨不可恨吧!我想全世界无论哪一国，也没有这样的湖涂办法! 我接到李兴中将军的信，说他由师长当了军长，后来又当了总司令。他在山西省和中条山跟日本鬼子打仗，有时候十天半月都不合一合眼，疲劳得骨瘦如柴。这个人品行端正，学有根底，带兵有许多方法，很能得兵心。他带的一万多人，这几年当中死的就有五六千，结果呢?当了总司令了，把他带的队伍拨给别人去带，把不认识的人归他带。我们中国人，有悠久的历史，但不是人人都受了教育的。实在不能无选择地学美国的方法，当然若是教育普及了，二三十年以后，也许赶上美国人。现在马上按着人家的办法办，一定是费事很多，成效很少。国情不讲，人情不讲，人不是机器，乃是感情动物，这一点不讲究，不会不坏事的。 许多人来说，并且有人证明，前方的大人先生们，都在那里做生意。安徽、河南的边上有个地方叫界首，来往的都从那里过，本来是个小地方，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小上海了。真是谁也想不到它，怎么就那样繁华起来。做买卖的没有别的人，第一，是最大的军官；第二，是最大的地方官。这样一来，真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都跟着他学起做买卖来了。又加上普遍性的官兵吃不饱穿不暖，哪还有一点防备敌人来攻的意思呢?结果敌人一来，把河南的地方就丢了十分之六七。并且，因为军纪太坏，骚扰百姓，使百姓痛恨起来了，哪里还能打仗呢?常说的话，百姓帮忙功自成，百姓不但不帮忙，而且对军队都仇恨起来了，如何不坏啊? 有一次，从天水开到宝鸡，再由宝鸡开到青木关的军队，要上云南去。有一个熟人在那里当连长，他跟我说，他们从宝鸡这条路来，有的一连逃了三十几个，有的一连逃了二十几个，还有的连长、排长都一块跑了。又有的连上空缺太多，只好把枪捆成一束一束的，找百姓抬着，老百姓也是因为吃不饱，把抬的枪往嘉陵江里一扔就跑了。再找老百姓到嘉陵江里去捞枪，把枪捞上来了，水泡过的枪很容易长锈，锈得跟铁蛋一样。不只是这个，像士兵们实在吃不饱的情形就更厉害了。我一条一条地都问明白了之后，拿笔全都记下来。 有一天，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作纪念周是我报告，那天到的人数最多了，蒋先生和何先生(注：指蒋介石、何应钦。)在场。我就把军队中困苦艰难的实在情形全都报告出来了，这样就有人恨得我刺骨。他们派了人到青木关去叫那些兵签字，吃不饱也要说吃得饱，穿不暖也要说穿得暖，不签字不行。这样一来，他们是骗谁?骗蒋先生，骗了中华民国。听说那队伍到了云南，吃了很大的亏。就因为我这一次报告，再也不找我报告了。这一件事情，我并没有难过，我想有许多正人君子一定是气愤不平。说是黑暗黑暗，哪里也没有这种黑暗，不许说真话，不许说实话，这叫什么事情!我不懂。中华民国跟他们有什么仇呢?他们何苦要这样地坑害这个国家。 我住在歌乐山云顶路五号，这个地方很高，夏天凉快得很。有一天，苏联大使潘友新来看我，说到他们有三天三夜都没睡着觉，热得太厉害。我说： “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住，这里凉快得很。” 他不肯，他说：“我来住，您到哪里住去?” 我说：“前几天在李子坝，到东湖疗养分院去看病，看见每个屋子里都住的是苏联空军的官长，他们都是在柳州对日本空军作战受了伤，有的死了，有的伤还很重。你们苏联的朋友们，为我们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不但在物质上帮忙，而且你们还流血牺牲，我就是把这几间房子让你们住，我受一点热，这又算什么呢?” 过了两天，费得林珂(注：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先生来了，他说： “对不住得很，就是要请先生让几间房子，我们这几天几夜都没有睡着觉。” 我说：“好了，我马上就搬出去，请你们就搬来。” 我就搬到山底下一个小房子里住。潘友新大使他们把房子刷了之后，抬了大木桶来，他们就都搬上去了。有一天，蒋先生请吃饭，我对蒋先生说： “您的左右应当有两位负责任的人，一位专为这些有艰难有困苦和疾病的老同志，替委员长送送礼，看望看望，帮帮忙，好在都是用的国家钱。再有一个，就是对于外国朋友，像苏联大使，他帮助我们抗战，他们热得白天黑夜睡不着，应该在南山或北山找些房子，抬些冰块送他们或者招待招待他们都显着好。” 蒋先生说：“嗨!你看我这里哪有这种人，我看就请你招待招待他们吧，花了钱你就来这里拿。房子我另派人去找。” 这样，我就在歌乐山预备了很丰厚的酒席，请潘大使他们许多苏联朋友一起吃过两顿饭，可是，我到底也没有上蒋先生那里要过钱。论我自己犯不上招待他们，为了抗战，为了雪国耻，为了收复失地，我不能不尽我自己一点心力，招待这些帮助我们，为我们流血的朋友。 过了几个月，他们在南山又找着房子了，说是蒋先生派人找的。潘大使就在南山请我们吃饭，他同我出来的时候，走到宪兵跟前把一支步枪拿过来给我看，他说： “你看这是苏联的新步枪，比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进步多了。您看看刺刀怎么样?枪栓怎么样?标尺怎么样?” 我仔细看了一会儿，觉得实在不错。这是因为武汉一退，把步枪丢得太多了，长枪很少，苏联把他们的最好的步枪送给我们很多。不但这个，这几个月从西北用汽车运来的野炮几百门，也是苏联送给我们的。当然将来还要给钱，可是在打了败仗的时候，能有朋友送给我们这些东西，这不能不说是太难得了。 就是这天，我们去看了红梅。这个山上满满的有千八百株红梅。真是像火山一样，幽香扑鼻，这种情形在别的地方还没有看见过呢!又到一位王先生纪念他们老太太的大楼上去看，真是大而无当，没有院墙，又没有配房，孤孤单单，看那样子起初桌凳什么的一定不少。可是现在，真是太冷落了，也许是没有什么计划盖的。 有钱的人有的是办法，假如把那个梅花种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地方，老百姓们都来看看不好吗?他不干。专种在山上头，自己看方便了，重庆的人要去看一看，以现在的价钱来说，没有六千块钱不能打来回的。这够多别扭吧!要说那个祠堂的话，若是在重庆附近办个大的图书馆，让老百姓们去看看书报，你看那够多好!他们为自己想可以，为大众想是决不干的。我想，这是我们同胞们的一个顶大的缺点，恐怕也是知识太不够的原因吧?虽然这么说，我还是相信将来总有一天，大家都觉悟了，事事为人而不为己，那时世界的人民一定能够看得起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