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发起献金
| 从峨眉山奔回成都，路上遇到多次空袭警报，最厉害的是在双流附近，把飞机场里停的飞机都给炸毁了。还有许多小飞机藏在飞机场边上的独立小房子里，不知道怎么被日寇晓得了，也给炸毁了，看起来实在是惨极了。到了成都看见街上正在扒房，是要把街道加宽。将来飞机一多，汽车也就多了，街道不加宽，一定免不了碰上人。把街道展宽，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免不了有老百姓们说闲话，我听见了就对他们说： “将来街道加宽，买卖就好了，到那时，房子也值钱，你们就喜欢了。” 可不是，两年一过，街市繁荣了，大家都高兴了，闲话也没有了。由此可见，为百姓办事，必须有点忍耐才行。 我在华西坝，住在一个美国朋友家里。他是一个医生，中国姓姓李，人很好。他的太太也很客气，招待很周到。每逢吃早饭的时候，李医生他总是给我读一段圣经，我非常感激他这种好意。他有一个儿子，二十岁的样子，要回美国去当兵，他说他已同美国飞机上说好了，可以带他走。临走时，他对父亲说：“我回美国去当兵。”李医生和他的夫人听了这话，也是很自然地说：“很好，你去吧。”这个孩子拿着一个小包就向外走，他的父亲同母亲送他到大门口，彼此就分别了，大家都很喜欢。 拿这一段事来说，父亲及母亲是有学问的人，儿子也是有学问的，所以认为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是自己的本分，是自己的责任，没有一点勉强，更没有一点难过。我以为这完全是教育的好处。我们的国家，若不赶紧大兴教育，无论如何是赶不上人家的。什么事都可不办，什么钱都可省，惟独教育不可不办，惟独办教育的钱万不可省。李大夫的儿子从军的事，我拿着当作讲话最好的材料。 有一天，成都教会上的朋友们一二十位，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本来定的有个次序，我是最末讲话的人。可是呢，刚开会，就有一位张仕章先生说： “先请冯先生讲话，请讲一讲在抗战期间，我们基督徒应该干什么?” 我说：“已经有个次序了，我不可先说话。” 张先生又站起来说：“抗战期间，基督徒应当做什么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基督徒，他们说我们信教，只管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我们是不管的，冯先生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法子，只好站起来说话。我说： “日本帝国主义是要亡我们的国家，灭亡我们的民族，我们必须不分男女老幼，大家都携起手来，能出力的出力，不能出力的可以出钱。这样齐心协力，我们才能打走日本鬼子，才能救我们的国家。若是不管这些事，光想着上天堂，恐怕国亡。能活着，也要进十八层地狱。当亡国奴的人，永远不配上天堂。现在国家正在危急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出钱出力。出力是做什么呢?就是当兵，其次就是出钱。我们大家若觉得上帝是在我们顶上，我们想着怎样才能对得住国家，才能对得住主持真理的上帝，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从今天起，我们有儿子的就送他去当兵。不然，我们就每天，每个星期，或是每个月拿出多少钱来献给国家，我们叫个基督徒献金会，也无不可。” 这话方才讲完，就有人起来赞成，说我们这个谈话会完了，另开一个会讨论这件事。 这个会散了之后，我们有几位朋友，就开了一个谈话会，由谈话会推出来几个朋友做筹备员，我记得有吴耀宗先生，有张仕章先生。他们写了几点要旨，连开了两次会，就把个会开成了，名字叫“中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分会”，意思是把总会留在重庆。这个运动后来很有发展，我编了一本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文献，读者们想明了这运动的经过情形可以一看。 这个时候，湖南常德正在大战，孙连仲的队伍打了很大的胜仗。后来孙连仲来到重庆，对我说，在常德以北遇见敌人，有人说要迎头痛击。孙连仲说不可，要让敌人过去一些，从他的侧面攻击，果然，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后来有人问他，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方法，孙连仲只是笑了一笑，没有说什么。我写的有一本《抗战哲学》，又写了一本叫《打胜仗的方法》，这两本书中把抄其背、击其腰同埋伏说得很详细，若是直来直去，那不是打仗，那是送命。 这个时候河南把卫立煌换了，蒋鼎文先生出来了。这个人很孝顺，我听到刘定五先生说，他的老太太死了，他一切都按着古礼来跪下磕头，并且尽哀尽礼，在如今的官场中，真是太难得的。 不久，河南起了大战，军队不但不能打仗，并且骚扰百姓，惹恼了豫西的同胞，一团一团地、一营一营地被老百姓缴了械。 河南的参政员，有一位姓郭的，是位老革命党，他把河南百姓被军队欺负的情形一一说了出来。有人说他说得太过了，实在说起来，他说的还没有十分之一。军队是保护百姓的，结果呢?不但不能保护百姓，反而欺负百姓，这就是奴欺主，奴才欺负主人，这还成什么世界呢?这样下去没有不失败的。 在重庆周围看见过往的兵，都是饿得面黄肌瘦，走不动路。我看着这个军情，士气一天一天地不振。前方的军官，有好多都在那里做生意，吃空缺，这就不像个样子了，哪里还能打仗呢?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正赶上蒋先生请吃饭，我说了一段阿米巴的事。阿米巴是个什么东西呢?是阴阳性不分，是最古老的一种动物，是一点进化没有的动物。我引了蒋百里的一段话，是他同着鲁顿道夫出去野操回来，并马而行，蒋百里问鲁顿道夫： “你看我将来能做什么事?” 鲁顿道夫说：“我看你将来可以当个参谋长或参谋总长。” 百里说：“我就不能当陆军部长吗?” 鲁顿道夫说：“你这个人是阳性的人，不能做阴性的官。陆军部长是属于阴性的官，他要经营做鞋、做袜、做衣服、筹备医药、弹药和征兵等事情。参谋总长是阳性的官，要对着陆军部长要二百万兵或三百万兵，交给他去救国，打一个烈仗，把国家救了。你是阳性的，不能做阴性的官。” 今天我们参谋总长兼着军政部长，这完全是阴阳不分，与阿米巴一样的。最高统帅一个命令，是半个脑子响应了，还有半个脑子说，一攻击就要死人，就要消耗枪炮弹药等事情，两下里一中和，就把最高统帅的命令化为乌有。我们打了这几年的仗，只是受敌人的攻击，没有大量攻击过敌人，这就是那最大的原因。这种制度，我们看看哪一国有这样的办法?哪一国也没有，这是中国特创的阿米巴制度。我们看打仗的时候，要调兵，兵软弱不能打仗。可因为他一身又指挥又准备，他便不能将详细情形报告统帅，这样弄来弄去，非打败不可。这一段话说得一些人既不敢哭，又不敢笑。可以说，这次讲话算是把人得罪苦了，我只可等着他们记账了。我自己觉得，为了抗战，应说的话不能不说。什么叫得罪人，我是不能顾及的，至于有什么危险，我更没有把它挂在心里。 有一天，同贺贵上将主任谈话，他说： “我们建军建不起来，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 又说：“军官学校毕业生，毕了业向前方分发，一跑就是五六百，他们不愿往前方军队里去。他们藏着躲着，在重庆，在成都，找一个地方，等他一年半载，然后找着舅舅、表叔，图谋一个三等科员当当。不久，考陆大了，你别看他贪生怕死，他的英文、算学、化学还好，一考就考上了陆大。三年毕业出来，他有门道，他又到了某某师去，由某某师又弄到军令部去，由上校升到少将。兵的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叫吃苦耐劳，什么叫实际作战，他一点儿也不晓得。这样，怎么会做出好事来呢?军队里面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有百分之八十是行伍出身的，都是能写会算，受过好多次训练的，有实战的经验，不但能吃苦耐劳，更是能拼命杀敌。” 我说：“今天讲究毕业的事，汪精卫、陈公博是外国学校毕业的，齐燮元、萧齐暄一个是中国陆大毕业的，一个是日本陆大毕业的，都当了汉奸头子。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都没有毕过什么业，他们能献身为国。党员十二条守则上说忠勇为爱国之本，没有说毕业为爱国之本。这一件事若不改正过来，建军的话是万万不能成功的。” 在重庆巴县中学住，我请了白俄多马和布尔霖来讲大战史，有些跟着我的朋友都在一块听。那天是阴历大年初三，正赶上蒋先生来看我，大家正在上课。蒋先生看了，我看他是很喜欢，也很诧异。看见讲堂里挂着一副对联，是我自己写的，上联是“纸糊三阁老”，下联是“泥塑六尚书”。蒋先生问我，这个对联是什么意思?我说： “这是明朝的时候，皇帝的威严太大了，一切大官都不敢说话，都在那里养资格，混饭吃。社会上的人们，就作这副对子来讥刺他们的。” 蒋先生听了点点头，笑了一笑。这是大年初三，也算是拜年来了，我送他出去，还照了一个相片。 苏联派来的顾问，首席顾问叫崔可夫，他要回国。这一天，军事委员会的几个人请他吃饭，也有我作陪。有一位先生说，他的家住在什么地方，门口外面有两棵大树，是很大很高的。一天，有一个大长虫爬到树顶上，把几个小老鸦都吃了，大老鸦就来了几个，把长虫的眼啄瞎了。到了半夜里，又来了几十条长虫往树上爬，一时各树上的老鸦都来了，就开始了大战。长虫越来越多，大约有千百条，老鸦也来了成千成万的。这样家家户户都点起灯来看这是做什么。有的关起门来爬在墙上，登在房上，点起火把来看。一直打了三天，长虫死了很多，老鸦死的也不少。这种情形是几百年来没有听说过的，我觉得很特别，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动物学上参考的材料。苏联的朋友们，也觉得稀奇得很，他们也是问了又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说话的那位先生说：“完全是真的。”他亲眼看见的，一点也不错。 我从成都到重庆，成立了基督徒节约献金运动总会，一些男女同道都特别帮忙。 重庆工商界、学界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利他聚餐会。利他的意思本来就有利大他、利小他的分别。利大他，就是利国，换一句话说，就是用全部力量帮助抗战，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利小他，就是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原来只是十个人，那十个人是谁呢?就是沈天灵、冯子原、陈汉清、陈容贵、陈祖先、陈丰镐、陆绍云、胡振文。这几位朋友都对节约献金救国运动非常出力，还有张树声(注：字俊杰。冯玉祥的部下，曾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陆军第十一师骑兵团长、察哈尔察东镇守使、国民一军骑兵第一师师长、察哈尔军务帮办。是青帮头子。)先生对于献金救国，也是特别热诚。 张树声先生是河北省沧县人，我在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认识他，是在新民府第一混成协的时候。他是从山东济南府第五镇开来的，他们叫十八混成标，他当骑兵连长，真是精明干练，我们的协统王化东先生非常器重他。后来滦州革命失败，他是被驱逐走的。以后在军队里也给我当过参谋长和团长，在察哈尔当过帮办军务。“七七”事变后，又专做民众抗日的工作，到处宣传顾亭林(注：名炎武，字宁人，名绛。居亭林镇，学者称亭林先生。清初杰出的思想家、语文学家。)、李二曲(注：名，字中孚，号二曲，清初哲学家。)、傅青主(注：名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清初思想家、医学家。)几位先生的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和精神。他一面讲历史，一面讲经传，到处收的门徒是很多的，专做些侠义的事情，真可说是解人之难，济人之急。 利他会里头人多了，免不了人品不齐。可是，正人君子、豪侠好义的人很多，他们每天帮助我集合一二百人讲解献金的好处，因此就收效很大。 我在这个时候，一面演讲，一面卖字。我记得最初定的润格，一副对子、一个中堂、一块匾都是二十元一件，来找我写字的有给二百块钱，也有给四百块钱的。日子久了，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关于献金的实际情形，把《献金文献》、《川南纪游》和《川西纪游》以及给爱国朋友的十四封信看一看，那就都知道了。 关于抗战看见的事情和所闻的事情，可以看我给蒋先生写的信，前后有二十几万字，就知道不少了。再加上我这八年多的日记，一对证更可以清楚明白了。 在重庆这个地方，有个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是总干事黄次咸先生。他用了一种田园会的方法，建立了经济的根基，办的事业很多，就有人气恨他，破坏他的工作，尤其是外国人不喜欢他这种做法。有的人住了他的房子，晚上睡觉没有关窗户，把东西丢掉了，要到法庭里告他，他还得出庭去打官司。有几次，我替他仗义执言，对大家说明黄次咸先生的办法是对的。全中国各地的青年会，都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什么事情也办不成，那不是实在的例子吗?在重庆盖的房子很多，办的服务社会的事业也是很多的，像义务诊病、托儿所、电化教育，种种的事情太多了，这真是一位社会上的杰出人才。 重庆乡间佃户很多，生活很苦，要比着北方的佃户，那就算好得多了。这里三节二寿都得给地主送礼，还得给地主们抬滑竿，什么事情都要为地主干。不过因为地租只讲多少担谷子，没有讲到小麦、胡豆、黄豆等等的东西。这样，勤劳的佃户也能多种些萝卜、菠菜、青菜一类的东西，也能多得些收入。我在陈家桥住，每年都看见姓姚的佃户做生日，每次来的客也是十桌八桌，在北方是万万看不见的。 这个地方种地的长处，就是利用田埂子、土坡种胡豆、豌豆、黄豆，都种得很密、很整齐、很美观的，看上去好看极了。尤其是一层一层的梯田，到了最下一层，便是山沟小溪，两岸上全是种的竹子，果然是绿竹依依。 种地的短处，若是种谷子当然是一墩一墩横竖成行，一墩距一墩，八寸或一尺，实在说来六寸也可以。并且收的还早一点，有人说颗粒比别处小一点，我倒没看出来，这是我在石板场找刘老板试验过的。最不该的是种小麦、种菠菜，无论种什么都是一墩一墩。北方种小麦是一行一行的，当然比一墩一墩的多收两三成了。在陕西我看见过种小麦是成片的，不分行，不分墩。当然，这个办法比那个成行的又多收好几成。我想，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很少有专门的农学家在乡间与农民合作，这样农业变成了无政府状态。人们种也好，不种也好，随便你用什么法子种，都没有人管，没有人问。这样一来，我们的农业生产就吃了大亏了。 陈家桥一带，有一种最好的风气，就是十岁八岁的男女孩子，在天一亮的时候，一面放牛，一面大声读书，那真是中国社会最宝贵最美丽的一种活的画图了。因此，我每天早晨，就到野外去听去看，觉得心里舒适极了。 抗战胜利前二三年间，四川乡村的学校，增加的实在不少。因为够水平的先生不十分多，再加上房子的问题，操场的问题，制服的问题，免不了有很多人说怪话。可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总比不办好得多。你不论办怎么好的事情，总不能叫人人都说好。这就是说，没有无阻力的事情，只看你能不能冲破阻力，克服困难就是了。 这个地方，百姓最吃亏的乃是一根无形的铁链，把他们捆绑得太厉害了。如刘老板家本是很穷的人，连吃饭都不容易，刚刚收一点儿小麦，喘出一口气来，他要为他死去的父亲做三周年纪念。念三天经，请五个伙居道人，就要花三千块钱，合如今的钱要到三百万。我对他说： “你的母亲穿的衣服那么破烂，你有钱为什么不为你母亲做件衣服，为什么不给母亲买点好吃的。” 就这样劝解他三四次，他还是不听，非念经不可。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若必须念经，就请你搬出去，田你也不必种了。” 这样一来，他才不念经了。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他： “你不念经好不好?” 他说：“好的，省下了三千多块钱。” 他并且说，不是他要念经，是那些与老道有关系的，逼着他非叫他念不可，他若不念，就说他是不孝之子，“不孝”两个字他实在担当不起。由此可见，这些安分的农民，被这条无形的铁链捆绑得太厉害了。 虎溪乡二、五、八是逢场，我到场上一看，最坏的就是相面、算卦、批八字、看风水，更特别的是为死人烧纸的钱票子也弄成法币一样，这真是异想天开了。这十足地表现出我们的民族、社会是太落后了，不然为什么这些不合乎科学的事，就没有人管没有人问，这都是毒害老百姓的事。更出奇的是一些女先生也做算命、批八字的先生，奇怪不奇怪? 我看刘老板家里，男的勤劳耐苦地种田；女的除了种庄稼、做饭、洗衣服以外，到了夜晚，还在那里编草帽。一个草帽赚钱也不少，一个场上有时候卖十几顶，那样十天就有三个场，可以卖三十多顶，对家里过日子帮助很大。他们把小麦的茎子看成宝贝一样，一根都不糟塌。这几年来，刘老板的母亲，每年都给我编一顶大的草帽，又编一顶小的草帽，戴起来都很合适。他们这种化无用为有用的精神，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距石板场十五里地的一个地方，叫土主场，我赶过那个场好几次。有一次，同杨慕时先生走了去又走了回来，来回三十几里，可把他累坏了。他从前方刚回来，他说： “孙桐萱的队伍，本来打仗很好，官兵都能吃苦耐劳。有一个师长叫张测民(注：时任第二十二师师长。)，在陆大毕业，回军队以前，先到贵州看看母亲的坟，然后回到军队里，正赶上蒋先生到西安说，总司令和副司令不要再兼军长，军长放谁呢?就说到张测民很好，这样一来，孙桐萱就多了张测民的心，当中还有一个人捣了鬼，提到了别人当军长，孙桐萱从此就想错了主意，把八个团长都换掉了。从此，军队里就不安了，事情就越闹越大，蒋先生把孙桐萱扣起来。最可怜是孙桐岗，他本来是很正派的青年，在空军里负着很大的责任，忽然也把他弄到重庆来了，他是莫名其妙。” 有一天，桐岗来找我说，他早就同桐萱说过，要走正道，要好好练兵，不可胡来，不可应酬。桐萱对他说，你不可胡说八道，这种混账王八蛋的世界，不能做好事，做好事的不能存在，只要弄些钱给他们送礼，什么事也没有。 桐岗对我说了这些话，我觉得桐岗多读了几句书，他就多明白一些道理。桐萱读的书少，他就任意胡为。可见没有使他们多读书，是我太对不过他们。 有一次，见着一位四川的朋友，他是日本士官学校二十一期毕业的，在王陵基(注：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那里当过参谋长。他在江西看见孙桐萱的队伍，有许多伤兵没有人管，没有人问，还有许多病兵扶着拐杖讨饭。川军的官长就不敢叫士兵看见这种情形，怕损伤了士气。由此可见，孙桐萱这个队伍是打过许多的硬仗，是吃过许多苦头的。常言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这话是一点也不假。 有一次，我同蒋先生讲话，任潮先生在场，蒋先生要我保一位陆军大学的校长，再三地说。我说： “李任潮先生再好不过了。” 蒋先生说：“他还有别的事。” 大概说党政委员会找任潮先生负责，可当时我也想不起别人来。后来陆军大学里，为经济困难的事闹出个乱子，像多马教官、布尔林教官都是因为生活困难，死的死了，没有法子教书的走了。他们在山洞(注：地名。陆军大学所在地。)住的房子连地板都没有，到了年底冷得要命。一个他是白党，还有一个正中了俗语说的“为人就怕老来穷，哭喊十声亦无应”，这就是说，虽然有本事能教书，人家不多给钱，你有啥办法。 在前方打仗的人，不断地到重庆来。有一次三十三集团军的人对我说，他们打仗激烈的时候，伤兵向下抬，有一位商家，并不是很富，他对每一个伤兵，只要从他门口抬着一过，就送五十元，点把钟他就送了一万二千元。这件事鼓舞军心很大，大家对这一位商家都是非常敬佩。后来有人报告，行政院还发给了他奖状，这也算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经商的人，愿意这样做的，我想是不少，若是报纸上肯宣传，政府肯提倡，那一定很多很多。 三十三集团军有一个排长，带着一排人，夜间去袭击敌人，真的摸到敌人屋里去了，砍死敌人一二十个。结果呢?这一排人只回来了三个，排长和其余的人都死在那里。这一类甘心乐意不怕死、愿牺牲的，把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两三条命换敌人一条命的事多得很。 这一类的事情真是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这完全是一股子忠义之气做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良心。 从印度回来的朋友，是在缅甸打过仗的，他们说论起勇猛和不怕死的精神，中国第一。只要炮打起来，中国人就敢冲锋，接着就是白刃战。有一次，一个从印度来的军官说，他们在印度，有两个英国军官，三个印度军官，两个中国军官，七个人在一起谈话。印度军官说，你们中国人真勇猛，打得好，很是夸奖；中国军官当然也夸奖夸奖印度人，说他们打仗奋勇。印度军官说：“我们不能打，你们是为你们自己打，你们不怕死是应当的，我们为谁打?我们才犯不上不怕死呢。”中国军官就向着英国军官看，印度军官说：“你不要看他，我不怕他，我们就是不打仗。”这样，弄得三方面彼此都有一点儿不好意思起来。由此可见，印度人都觉悟了，若是英国不给印度独立，恐怕将来的战祸还多得很。 有一次，忽然滇缅公路断了，那是英国人不怀好意，他想同日本勾结起来收拾我们。周围都断了路，只剩下缅甸这一条，又一断，这运输就没有法子办了。不久就是日本人袭击香港，这一来英国人知道那一套不行了，他又把滇缅路开放了。英国大使卡尔，他在鹅颈峰开了一个鸡尾酒会，招待很多的人，屋里还挂一块纸的横幅，上面写着“不醉毋归”，人越来越多，挤得满满的，后来就把门开开，到后边月牙台上站一站。我对张岳军说： “他们不吭气就关上，这又开开了，我们还得说谢谢。” 有一次，杭立武先生给我写个信说，英国大使卡尔想约我谈一次话，问我什么日子可以，我答复他下星期二上午十点钟在巴县中学。那两天连着空袭，我们在鹅颈峰一个洞里头，王亮畴问卡尔来吗，卡尔说： “我约他谈话是不是?” 我说：“杭立武来信说你约我谈话。” 他又说：“在哪好?” 我说：“若是我找你谈话，就在你那里。这是你找我谈话，你看到哪里好?” 他说：“我到巴县中学找你去。” 他来到巴县中学，杭立武翻译，寒暄之后，卡尔说，中英两国实在应当亲善，云云。 我说：“圣经上说着，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今天英国悔改没有?一百年来，英国对我们欺辱到万分，你看缅甸任意关断我们的后路，等到日本袭击香港，袭击你们的南洋群岛，没有办法了，该说中英亲善了，真的吗?你们是不是敢悔改?” 杭立武就用几句话翻过去了。 我说：“不成，杭先生你不要用你的洋奴外交办法，你要把我的话完全翻出来，你不要怕，你说的话我听得懂。” 这样，杭先生没有办法了，只好都翻出来。卡尔说： “真的悔改了，咱们亲善起来吧。” 我说：“若是这样很好。” 后来我们就常有来往。 我记得他被调往苏联去的时候，蒋先生送他的行，说他是有道德的阴谋家，这话说的也很好。他实在是个阴谋家，在那个时候他主张中国、苏联、英国、美国应当精诚团结，他这一点见解同我完全是一致的。我觉得到今天这件事还是应当完全一致，不应当做日本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喜欢的事。若是今天自己捣自己的乱，自己就出岔子，那敌人还不喜欢吗?不要把他们三国估计得太低，危险性到今天还没有过去。 丘吉尔有个私人代表魏亚特将军在重庆，有一天在苏联大使馆的酒会上我们见了面，他说： “好多次要拜会您，有人说您不在城里。” 我说：“不然，我在康庄住，每天都在。” 他说：“我明后天来看您。” 从此我们有了来往。魏亚特身体很好，长得很瘦。他是在意大利坐飞机失事，摔坏了一只眼，摔坏了一个胳臂，在医院把胳臂锯了一条。他会好几国的文字，意大利投降，他就在意大利的医院代表英国签字的。 由此看来，一个人身体残废还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不像我们的国家，稍微有点缺欠就不用了。还有一点，英国的军官他能会好几国的文字，他也有地方学，也有人教他。反过来说呢，中国人是没有地方学，也找不到人来教，再加上自己根本就不好学。这还有什么说的呢!只剩了“落伍”两个字了。 我在缙云山住着，太虚法师在那里办的有个汉藏教理院，有百十个学生，都是和尚，有时候太虚也请人讲讲话，这一次请了我。我对他们讲的是怎么有的天、地、日、月、万物，详详细细给他们讲的，我想他们是闻所未闻的。 到了晚上月亮很好，我同一位老革命党陶冶公先生谈话。他现在有六十多岁，他学佛，住在庙里，每天十二点吃一顿饭，饿得脸上面黄肌瘦，毫无血色。我们在一起看月亮，有一个小和尚在那里打了几趟拳，慢慢地凑到我们坐的地方来，他问我说，他们晚上念经在大殿里，我看见没有看见，有什么感想。我说： “我看了你们念经，如刀刺我的心一般的难过，我们革命多少年，还没有把你们这般青年孩子们救出来，你们哪一个不是因为饥寒交迫、无路可走入庙出家呢?假如你们能够得到读书的话，你们人人都能大学毕业，人人都能成一个科学家，像哥伦布、哥白尼、爱迪生那样，你们都能干的，使你们穷困得在这庙里受罪，真是太对不过你们了。” 说得那孩子落下泪来了。他说他是成都人，他父亲当军需官被人刺死了，他母亲就领他出家了。后来他被毒虫把腿咬了一下，咬得很厉害，一面疼着，一面烂，我用兜安氏药膏给他敷，完全敷好了。他入了云南迪疆学校，藏语、英语都很好，后来又入华西大学，学社会系，将来毕业也许能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太虚有一间房子，在这庙的最后边，陈设着许多缅甸带回来的东西，有两个大的象牙，都金煌煌，明光光，耀眼发亮。我对他说： “慢藏诲盗你要小心，最好把它变卖了，献金救国，既可帮助抗战，又可免去闹贼。” 他说：“很好很好。” 朱子桥先生在西安病故了，我同太虚发起一个追悼会。那一天，我把朱子桥先生做官的清廉和为人的忠实及历年以来办赈救灾的事说了很多。后来又把我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举不起旗子来，忽然朱子桥先生给我汇来了十万现洋的事，和如何收复了察东四县，都说一遍，大家都非常佩服。我们就这个会，决定把朱子桥先生的牌位送入大佛殿的里边西北角供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那个牌位原是那庙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周围都是金煌煌的，几条刻花雕龙，美观极了。 朱子桥先生生前做了许多救人的事情，死后朋友们和民众还是称赞不已，所以能长久地纪念他，并且用香花来供奉他。有一次在重庆百龄餐厅，开一个纪念子桥先生的大会，当时有一位从法国回来的青年站起来说话。他没有钱读书，朱先生给他汇过一万块现洋，他毕业回来了，在上海见了子桥先生，说是谢他，子桥先生说不要谢，青年问他有什么盼示没有?朱先生说没有，他再三地问，子桥先生说：“那就是盼望你拿我对你做的事，你对别人去做好了。”由此可见，子桥先生爱他的精神，利他的精神，多么可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