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迁武汉
| 不久，我就奉命先到汉口。挂了一列专车，有些朋友同我一路，有沈钧儒先生、老舍先生、赵望云（注：时任大公报美术编辑，曾教冯玉祥绘画。抗日战争时期，与老舍同住在冯玉祥处。）先生他们几位。我们都是八位八位地编制起来，什么茶壶、茶碗、面包、咸菜各样必需的东西，都一份一份地预备好了。开车之后如遇有警报，车一停住就离开车五里路散开，向车的两旁找树林和村庄去休息。在路上遇见了几次空袭，都没有伤着一个人，这太不容易了。 到了徐州的南边叫李坝集，孟昭进来见我，说他要回山东原籍去，发动他们本县的人打游击。我看他很有勇气，知道他是很有硬骨头的军人。他是一个纯粹爱国者，我把我编好了的《游击战术问答》送给他几本，盼望他实实在在地照着这个本子去做，一定能打胜仗的。我记得我另外还送给他四十块钱作为旅费，这一位洁白无疵的爱国志士，很高兴地就走了。几个月后，忽然听到说，他带了三四千本县的爱国同胞，拿着枪械打进了山东省城，把济南府占据了几天，并且把日本鬼子打死了很多。这样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回家去不到几个月就做出来了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真是可喜!他在南京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中校咨议，在那里谁也看不出他会做出这样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的事业来。 我走到郑州，跟我的一位是魏凤楼（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第一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同志，是军委会中将参议，带着两连卫队。他上车对我说，他愿意回家去发动本县的父老兄弟去同日本鬼子拼命。我说很好，也送给他一些《游击战术问答》之类的小册子。一二年后，他就在豫东跟日本鬼子拼了几年的死命。有一次他受了重伤，几乎要死，我报告了委员长，委员长派飞机接他到医院里去治疗，并且还发给他医药费，还觉得很对不住他，大家都佩服他为国牺牲的精神。 魏凤楼没有读多少书，但很努力学习，为人极其忠诚，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对朋友，真是言忠信、行笃敬，确乎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既不避劳，又不避怨，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每逢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决没有一点敷衍塞责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位爱民爱国的军官。若是平素不得民心，他怎么会回到家乡马上带起几千人来，同他一起去拼命呢?这不要说就明白了。我永远记着孟昭进和魏凤楼，他们这种志士仁人的做法，才是真正自己看得起自己的英雄豪杰。 我走到郾城县，就接着报告说，有朋友挂了一辆车到了汉口，一个星期还没有找到一间旅馆，那是因为下游来的人太多了，使武汉三镇没有闲房子。我听见这样说真着急，赶紧打一个电报给汉口的一个朋友沈文卿先生，请他给我找房子，我又马上派了副官去接洽。隔了一天，电报回来了，说给我预备了一个大院子，里头有七座大楼，请我去住，当然我很高兴了。 我在郑州的时候，到碧沙岗为烈士祠后的坟添了一回土，在祠堂周围看了一遍。祠堂里有许多金制册子，上面登着历年阵亡的好弟兄们的名字，墙上挂有瓷屏，还有银盾、旗子、横匾等等，我将这些一起装进箱子，装在火车上，载到汉口来了。 这个三民主义烈士祠，是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花了二十万块钱修盖的。有人说不坚固，还有许多不妥当，我说盖起来总比不盖好。历年阵亡的弟兄们的坟，都由各地迁到这个地方来，托靠一位叫葛心田的看管。总算好，快十年了，还是那样，若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到了信阳州，为了看看这里的地形，就住在一个信义会学校里。第二天一早看见学生们正上学，几十分钟一堂课，下课后就看见大学生打小学生，强壮的学生打弱小的学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问。我想这个坑人的教育，实在太坏，为什么先生们不出来看看呢?假如说有一位肯管事的先生站在那里看看，也不至于有这么坏的情形。孩子们被打得鬼哭狼嚎，无论是谁也看不下去，可是他们习以为常，满不在意，这就是那个中学里头附属的一个小学的实在情形。 根本来说，教育是这样松懈不认真，这是毁害人家的子弟，并且也毁害了民族。今天的小弟弟、小妹妹都是将来的主人翁，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长大了怎么能好呢?我细想这个原因，全部由于有些人不配做先生。这种制度若不真正改革，那管保是越来越糟糕。从小就是乱打乱闹，连偷带拿，谁也不管，这种恶习惯久了再想改掉，就很不容易了。 我到了武汉，就过江住在黄土坡，在循道会的福音堂里头，院里的几座大楼又坚固又好，楼上楼下的廊檐有一丈二尺宽。这是英国式的房子，他们讲究大的廊檐，人们住着很舒服，楼梯又宽又缓，上下的时候，走路方便，不费力气。院子里有许多树木，人行道的两边有白的、红的各色花草，非常美丽。这里住着就有一桩坏处，房子旁边是很大的无线电台，是敌人飞机轰炸的最好目标。 我在院里找葛营长效先（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冯玉祥的卫队营长。），用二寸直径的木头，一根挨一根地钉了一个框子，八十生地宽，一面六尺拐一个弯，横面是一丈二，高六尺，就这样埋在土里，做成防空洞。有一天，敌人来了十二架飞机，就在洞的周围轰炸，周围炸死了好多人，房子也炸坏了两幢。我在这个防空洞里，就觉着这个洞向前一歪，向后一歪。有朱牧师的一个亲戚，是个老太婆，唉呀的一声就晕过去了，飞机走了之后，过了好久才醒过来。 在武昌，敌人的飞机轰炸得非常厉害，有些人躲在我住房后门外头，在树底下站着，飞机一轰炸，大的弹片向外纷飞，把人的脑袋炸掉了六七个，身子还靠着树站着呢! 又有一天，湖北省政府忽然着了火，把一幢新盖的房子烧光了，后来听说是电线走火了，这是多么危险啊!房子盖得好，电线用的是坏的，它会给你烧光了的，光注重房子不注重电线，也是了不得的事情。 马相伯老先生在武昌住，敌人轰炸得很厉害，老先生年纪大了，经不起这个轰炸，我就劝他离开武昌，他说很好。我问他喜欢上哪儿去呢?要看风景，就到四川；要为人和呢，还是到广西，请他老先生自己决定。他决定到广西，我就同李（注：指李宗仁。）、白（注：指白崇禧。）两位先生商量，他们说欢迎极了，在火车上，有我负责任，一下火车，连房子带吃的等等事情，都由他们负责任，我说好极了。老先生就这样平平安安到了桂林。 若拿马老先生到桂林来说，什么他都不操心，都给他预备好了。以我到武昌来说，人家找不着房子，我就有七座大楼来住。这是什么缘故呢?完全是朋友的关系，有朋友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朋友，你有钱也不成。先圣先贤，把朋友列到五伦之一，实在是有道理在里头。平时多交好朋友，有事方能相助，若是临时抱佛脚，那是万万不成! 这个时候，蒋先生在一所靠洞门的房子里住。我和孔庸之先生去看他，孔先生从腰里掏个电报出来，说王克敏到了北平，就了日本人委任他的什么职务。蒋先生说： “不会的，不会的!” 孔庸之说：“这个人靠不住。” 蒋先生说：“靠得住，这个人决不会。” 我在旁边听了，觉得蒋先生是“君子可欺”，他是被蒙骗了。在前十年，或者说前十五年，我就知道王克敏自私自利，是个坏小子，只要对他个人有好处，什么坏事他都做得出来。 我记得林主席（注：指林森。）离开南京的那天晚上，是开国防最高会议，蒋先生主持，林主席站起来向大家说： “现在九点钟了，我要上船去，趁着深夜好一点。” 他那脸上是满面的愁容，比什么都难过的样子。接着又有一位起来，撒着双手，也是很难过的样子说道： “他们要抗日嘛!”接着又连说了两声，“他们要抗日嘛!他们要抗日嘛!把大局弄成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呢?” 看他那脸上青一块红一块，那真是“如丧考妣”的样子。到了今天，想到那时候的事，可以说一句，真是危险万分了。 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嘱咐要用耶稣教的礼节殡葬，这一句话引起于右任先生还有别的好朋友的热心，要特别研究耶稣教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位王子元先生对我说这件事，我就买了两本金字皮面的大本圣经送给于右任先生和李协和先生。另外又有一位张祖绅先生和杨文卿先生，我们大家组织了一个查经班，很有意思。 李协和先生从江西武宁来到武昌，他去见蒋先生，说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就恐怕他不听。蒋先生说： “我一定听。” 协和先生站起来就走，说：“我不说了。”就是这样的一连三次。 蒋先生不让他走，请他说，他说了四件事情： “第一，要抗日到底，不论怎么困难，必须苦争到底，就是失败，也是成功。第二，既然抗战到底，就应把亲日派、投降派驱逐出去，不应让他们盘踞在你的左右。第三，你应当坐飞机到莫斯科，同斯大林仔细商量商量共同抗日的办法。第四，要精诚团结，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不应当再分彼此。” 蒋先生对他这番话很以为然。协和回到我住的地方，马上又把上面谈的四项写了一封亲笔信，上头还画了许多圈，给蒋先生送去了。看协和先生谋国之忠，对友之诚，可以说是“言人之所不敢言，道人之所不敢道”，真不愧为大丈夫、大英雄! 有一天，我到东湖疗养院去看李德邻先生，看见那医院很大，就在东湖边上。那里的院长是个美国人，中国姓姓米，大家都叫他米大夫，治病非常好。这个医院里是吃素，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德邻先生住了没有几天就好了。李任潮先生也住了几天医院，我也看过他。后来我在东湖边上刘菊村（注：即刘骥。）先生的家里住着，因为那个地方蚊子太多，我被蚊子咬了，得了恶性疟疾，烧起来热度就不退。蔡善德大夫跟着我，连看了几天，他说非得入院不可，我也就到东湖疗养院去，找米大夫给我看病。他先抽出血来验，确实是恶性疟疾。不大的工夫，就在臂部打了一针，这一针下去，果然就好多了。隔了一天，又打了一针，两针就把病完全治好了。 在我病得厉害的时候，蒋先生去看我。正是武昌城被轰炸刚完了，米大夫自己开着车，在炸坏了的一个破房子里头挖出来一个女人、一个小孩，用车载到医院里来。我对蒋先生说： “你看外国人多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哪!人家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看看我们中国人，你再看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假基督徒啊!这样我们何以对总理?何以对国民?” 蒋先生说：“咱们要做真基督徒，咱们要携起手来做真基督徒，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同胞，救世界人类!” 六合村附近有一个卓刀泉，是关夫子（注：指关羽，字云长，三国时蜀汉大将。）拿刀在那里一戳就成了的一个泉，这种迷信话是不足为凭的。这附近许多人家都用白布包着头，愁眉苦脸，好像人人都在那里发疟疾，唉声叹气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我想，非用政府的力量大灭蚊虫，就不能解除人民的痛苦。这件事情并不难办，若不是政府的力量，只靠着穷苦百姓自己挣扎，可以说永远不会把蚊虫灭尽。 有一天蒋先生请李任潮、李德邻和我三个人吃饭，有林文蔚陪着。菜并不多，其中有一盘肉，蒋先生说： “我们的兵每一个星期要吃一回肉，是很要紧的事。” 找林先生记下来，告诉各军队照办。有一块肉上带着毛，蒋先生说： “肉上带着毛，士兵们吃了一定要生病的，请林先生记下来，要告诉各军队，毛要拔净，拔不净要拿火筷子烫。” 在碗里头捡出一块姜来，蒋先生说： “姜这个东西可以杀菌，炖肉的时候，是不可少的。” 也要林先生记下来，告诉各官长照办。 以上这三件事，可见蒋先生对于士兵的生活多么关心。不过下边一级一级的官长，有的关心，有的不关心，结果就大不同了，因此，我想起宣传部的重要。宣传工作，一个是有事实，一个是无事实，无事实的宣传那是说空话。前方打仗，后方的大元帅，每一吃饭，每一动筷子，就想到士兵，这实在应当宣传到每一个士兵那里去。而且，这是实际的，更应该宣传出去。可惜没有这样做，你看痛心不痛心。 苏联潘友新大使来到武汉，我跟他谈了几次话。他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作战，要什么家伙给什么家伙。说好八九成的时候，我就请蒋先生跟他接头，不必经我的手。几个月后听说这位大使回到苏联，坐汽车由山上一下子撞到山下去，连开车的和大使夫人一齐都摔死了（注：讹传潘友新遇车祸身亡。），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在武汉的时候，李任潮先生住在银行公会，我有时候也住在那里。任潮先生时时刻刻地打算怎么样增加战斗的力量。他对于朋友，对于国家，万分热诚。他在大陆当过多年教授，又带了多年的兵，对于国家，他真是一个最理想的参谋长。可是，后来却只任命为党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说起来这“主任”两个字的制度，太不妥当。为什么有这样的名称?军队里有班长管十三个人，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班主任”可以管五千人、六千人，这怎么讲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制度的错误。又如同“侍从室”三个字一样，侍者立也，从者随也，那就是说这屋里头，都是在旁边站立着跟从人家走路的。活着好看不好看，好听不好听，不必说了，若是死了，他的子孙出个讣文，还得要说他的祖宗跟着人家站着，跟着人家在后头走着，这露脸不露脸，体面不体面?替人家想一想，就知道这是顶不妥当的名词。 汉口有个朋友叫黄文植，我在武穴驻兵的时候，他当会长，到常德，帮他忙运些东西到下面卖，很赚了点钱，日久就成了朋友，无话不谈。他办一个纱厂在武昌，因为他那里有一个澡盆，我找不着很干净的地方洗澡，就找到他那里，是个很好的地方。有一天，天刚要黑，我到了他们纱厂的大门口，看见一个老头抱着挺小的小孩，风刮得很大，孩子哭着，我问是做什么的，他说： “孩子的妈妈在工厂里做工，抱着孩子来等着吃奶的。” 我看了这种情形，真是痛苦到万分，我对黄先生说： “你可不可以在这门口盖三间房，摆上些个座位，烧点米汤，给这些老头喝，也省得使这些老头这样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