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回到武汉
| 蒋先生有电报来，找我回武汉，我就开车回汉口了。这一次出去，几十天的光景，我把在阵地里所看到的，在民间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送给蒋委员长。这个时候，汪精卫还是党国的第一等的要人呢!他看见我回来，真是两眼分外红，他已在用种种方法破坏抗战。有一天，在政治会议上，他又在那里害了恐日病了，谁一说抗日到底，他就把脸一沉，把嘴一噘，抬起杠来。我看见他跟白健生先生抬过杠，他也跟我抬过杠。看他那个情形，他正在找机会，想各种的方法，做卖国贼呢! 这个时候，河北省完全沦陷，政府已经迁到了郑州，接着又到洛阳。我跟蒋先生说： “河北要派一员大将去，予以专权、专责，管保有个样子。” 结果蒋先生就定下了叫鹿钟麟去。这个事情本来很难办，鹿钟麟不愿意去，怕办不好，对不住国家。我对鹿说： “先贤有‘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话，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败军之际，是不是危难之间?是的，我觉得你不应该推辞，不应该畏难苟安。” 后来他毅然就任了冀察战区总司令的职。走的时候，把关防包到小包袱里背着，到了洛阳，后来就过了黄河。他真有急公好义、奋不顾身的精神。到了河北省，就收了三四十万游击队，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忠勇将士。不久，日本人知道了，就在河北省跟鹿瑞伯打起来了，血战好多次，几乎丧了性命，好多次几乎被俘虏。我们一个兵只发六块钱，实在说，六块钱买咸菜还不够，那怎么叫他打仗呢?今天要检讨这件事，实在应当有一个负责任的人，那才好。若那时候能拨点正式的队伍给鹿瑞伯带去，或者是能拨给他两三千万现款，冀察决不会变成那个样子。若我们不检讨呢，永远是马马虎虎地过下去，那还有什么说的；若不愿意醉生梦死地过，那就不能不检讨检讨以往的错误，尤其是冀察的事情弄到今天这样子，是谁造成的?应当仔细追究追究，找出一个谁应负责任的出来才对。后来饿了冻了，鹿瑞伯不能在河北呆了，回到重庆。二年多的光景，共计用了六百多万块钱，还不给他批准报销，急得鹿先生没办法。有一天在国防会上，我说： “为什么鹿先生的报销不给他报呢?就是有毛病也应当告诉他，拖着搁着总不是事。” 何敬之说：“六百多万块钱，只要他有点儿草底子单据也给他报销了。” 我说：“鹿瑞伯之去河北，是用小包袱背着个关防去的，收了几十万的游击队，打了几年的仗，几次没有把性命丧掉。他真算厉害，什么都丢光了，还有什么草底带着呢。简直地说，你要枪决他，把他枪决就完了，不必拐搭着玩。” 过了几天，委员长把他的报销批了，并且格外批了五万块钱，说是送给鹿先生，叫他解散他那随从的。想不到有个某参谋长，说是这五万块钱不必送了，留在部里买双鞋穿吧，买杯茶喝吧。于是干没了，不发，这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那时的五万块钱，合现在两万万五千万。鹿先生是从军法总监派出去做冀察总司令的，如今回来了，当然还是国家大员，可是竟有人敢干没他!这样的大胆贪污，不法到什么程度，真是痛心万分的事!国家大员尚且受此侵凌，那些小官们怎么得了?百姓们怎么得活!别人说，我们还可以不信，这是每天见面的人，都遇见这种敲诈，这完全是蒙蔽欺骗，这该当谁负责任呢? 我这一次从湖北的东边到东北，由东北又到西北，从河南的南部到西部，由西部又到中部。一两个月的光景，每天讲两三次话，每次都是两三个钟头，时间用得太多，每次都是一两万人，叫喊得太厉害，我的血压是一百二十，回来的时候就到一百六十左右。 主要的意思，总是讲抗战非成功不可，总是讲战阵无勇非孝也，特别提出来的是男女老少能从军的都要去从军。所看见的事就是老百姓太痛苦了，相连的就是农村的教育太不发达了，其次就是士兵的生活真是困苦万分。老百姓不管军人的事，后方不管前方的事，都是两张脸皮。所谓党的活动，更看不见一点。每到一个地方，都看见人们交头接耳，不敢说真话。为什么这个样子?就是特务太多，造假报告的人太多。以上这些痛苦和不妥当的地方，若不改革，一定造成人民和政府对立，那可就不得了。 徐州一撤退，战局更紧急了。武汉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有一天，蒋先生问我说： “徐州撤退的时候，张自忠带的队伍在后卫，并且张自忠自己在队伍的最后头，这话是真是假?” 我说：“一点不假，他的汽车装了伤兵前头走，他的马匹都让给病员骑着，他自己走起了满脚的泡，他从从容容地在后面押着大队，连一个落队的都不准有。有一次他集合官兵讲话，勉励他们要咬牙苦撑。他把自己的鞋袜子脱下来，叫士兵们看，满脚上都是大泡，他咬紧了牙，用很大的力量往地下一跺，噗嗤的一声，脚底板子立刻冒出血来了。这一来，官兵们再走路，无不精神百倍，不再歪歪倒倒，都能咬紧牙关、挺胸腆肚地走起来了。” 我又说：“刘汝明的队伍在张家口附近同日本鬼子打仗，伤亡很重。” 蒋先生说：“我听说刘汝明没有打仗，哪有什么伤亡呢?” 我说：“这是谣言，有一位李心田旅长就受了重伤的；有一位叫刘田的团长，湖南人，阵亡了；还有一个叫张振武的河南人，也是很好的团长，也阵亡了。其余一二十位团、营长，都是精明干练，受伤的受伤，阵亡的阵亡，人人都知道的。他这一部分队伍，对敌作殊死战，怎么会有人说他没有打仗呢?我知道刘汝明平日不好说话，也不好应酬，一定是得罪了人。” 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很以为然。 快开党全大会了。每天在汉口有中央委员谈话会，说长说短都有。一天谈话会的题目是“民主运动”，有一位李同志，河南人，他说： “我们还是用我们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谁办就打谁。”说得洋洋得意。 接着有一位贵州的刘同志说：“我们还是用打狗棒主义好，关于民众运动我们定他多少条，多少款，叫他左挂号，右立案，再审查，总是说他不合格，从一个星期推到两个星期，从两个星期推到一个月，慢慢地就推过去了。我们这章程、规则、条例，就叫打狗棒，若把这个不要了，那狗都上来了，那还得了!” 这两位先生说完了话，没有人哼。只有邵力子先生站起来说： “我本不预备讲话的，我在哪里也不愿意多说话，今天听到两位同志说的话太不成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一位说包而不办，我问你国民党在哪一条上说着包而不办呢?这简直是污辱国民党，不应当这样说话。有一位同志说是打狗棒主义，民众都是狗子吗?我们家里老的少的，亲戚朋友都是民众，怎么把民众当狗呢?” 邵先生的声音越说越大，正言厉色地教训了他们两人一大顿。我心里很痛快，觉得国民党里真是有人。哪晓得，过了还没有一个星期，就开大会了，这一开会，就把邵先生的宣传部长给撤掉了。从那时候起，我就认识了暗无天日的景况，可是我对于邵力子先生，就格外地敬佩。我知道他是正人君子，不屈不挠，见得到，说得出。 这一次开大会，是在珞珈山武汉大学里头。那屋子太小，人太多，空气不好，为时又太久，因此我就闹嗓子痛。从西药铺买一种丸子药吃，吃了三四天都不见效。后来邓鉴三（注：字长耀。冯玉祥任第六镇督队官时，邓任军医官。曾教冯玉祥古文。）先生告诉我，六神丸对于喉病最有特效，我赶紧买来吃，一次十丸，吃了两次，仍不见效。我一问邓先生何故，他问是不是化开吃的?我说没有。拿出仿单来一看，上面说着，必须化开吃，否则没效验。我马上按照所说的把丸子化开，吃了一副，不到两个钟头，果然觉得好了三分之二；又吃了一副，就完全好了，可见中国药真有好的。 珞珈山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是万耀煌、王东原负责主办，找我去讲话，讲的题目是“什么是你的成功”，一次两个钟头，两次讲完。意思是说中华民国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蒋先生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我举了许多例子，讲了一些故事，讲得听众前仰后合，欢天喜地。大约这种情形，后来万耀煌、王东原报告了委员长。有一天蒋先生见我说： “你可以常到中训团去讲讲话。” 可见他们两位是讲真话的，说真话的。有些人就不同，戴着有色眼镜，尽报告假话。万、王二位见到什么说什么，我看是真诚拥护蒋先生的人。现在他们一位是湖南省主席，一位是湖北省主席，可见主席认人的真切。这两个人表里如一，文武全才，必恭必敬，纯洁真诚，是难得的人才。 有一次，蒋先生在那个地方讲了三个钟头的话，在时局紧张的阶段，费了这样多的时间讲话，真是太劳苦了。我把这件事对于右任先生说了，于先生说： “他不是讲话的人哪!他应该是用讲话人的人，他只要会任用人，就够了。” 我觉得右任先生这个话，正是合乎先贤所说的“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道理，非常的平正。 有一天赵老太太来了，她弄些手枪、子弹往前方送，我们也凑了几支枪给她，并且开了一个欢送会。看她是一位几十岁的老太太，不慌不忙，真是有能耐，敢作敢为，实在令人敬佩。 这时陶行知先生介绍一个旅行团，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到处唱歌表演，谁一听见都是鼻子发酸要掉眼泪。有一天我在银行公会请他们来唱歌，大家听了感动极了。像这样的孩子多得很，怎么他们能训练这样好呢?后来他们到了重庆宣传抗战，没有一个人不感动，他们唱的歌没有一个白废的，都是宣传抗战的歌。 有一天武汉三镇开献金大会，黄土坡的朋友大家都把现洋献了，我与李德全结婚的戒指也献上了，小孩子们的现洋也献了，他们回来分外高兴，如释重负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