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湘黔检阅
| 有一天蒋先生告诉我，说要找我到湘黔川三省去点验检阅后方的队伍。我欣然接受，收拾了一天，调来几个人，就由武昌上火车，预备先到长沙。这天晚上，到了十一点多，从武昌开车，我看见站上有汪精卫的两个人在那里，也看见车站上的人复杂得很，我就加了小心。开车以后，我对手枪营长彭国政（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冯玉祥的手枪营长。）说： “天要一亮，找个小车站，就把车停住，车上的人们马上下车，离开铁路，总要在五百步以外，尽可能把吃的喝的带在身上，都预备好了。” 刚一天亮，就到了一个官塘驿小车站，我马上就催着大家快下车，有的人看着露水很大，一走把鞋袜子都(足堂)湿了，感到不方便。我说不管，只催着大家快下车，快快地走开。果然不到二十分钟，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十八架。十二架在前头，六架在后头，摆成了两线式，先把后面的铁路炸毁了，又把前面的桥梁炸毁了，然后就一来一往地对着火车轰炸。那些炸弹扔在火车的两旁，就像道旁种的树一样，一个窝一个窝子摆得很均匀，把田里的泥炸起来，把我的汽车打了两个大坑，火车两边的窗户上都溅满了污泥，可是却恰好没炸着火车。炸弹扔完了之后，就一来一往地用机关枪扫射，飞机飞得很低。正好这附近七八百步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坡，山坡两沿尽是小的机关枪堡垒，我们一家子都躲在那堡垒里头。晓达（注：冯玉祥的小女儿。）惊慌得很，用手掐人，掐得很厉害，小洪（注：冯玉祥的小儿子。）像不知不觉的样子。这一次简直到了绝地了，那是汪精卫之徒谍报日本人，蓄意消灭我们。可是我们这一列车，约有八九百人，这一天一个人也没伤着。若不是这些机关枪堡垒早就做好的，那低飞扫射，是没有法子不受伤的。五六个钟头轰炸和扫射过去了，天黑了，桥坏了。跟铁路上的人一商量，说到明天正午十二点才能修好。我说：“那不成。”找彭国政他们再去跟铁路上的人商议，铁路上的工程处有两位好朋友，都非常热心，愿意努力修一修看，他们真算是特别出力，辛苦了大半夜，到了三点钟来报告，说桥修好了。我说：“很好!”向他们道了谢，马上就开车了。又走出去一二百里路，天亮了，找了个小车站停住，又跟昨天一样，敌人飞机来了，可是没有昨天厉害，我想他不知道我这一列车停在什么地方了。我在这个地方同老百姓谈话，他们说家里的男人都上山做沟垒去了。老太婆、老先生和孩子们对我们亲热极了，招待很热情，可是吃的喝的用的我们自己带的都有，只是临时买了他们些青菜，再三再四地说不要钱，可见我们的老百姓真是天真纯良，最有良心，最和善的，这真是一种伟大的美德。 在不断轰炸之下，火车开到了长沙，张文伯先生热情招待，诚恳谦和。更有一件不能忘的事，那就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在敌人昼夜轰炸之下，同我住的几位老先生，像陈哲甫（注：教冯玉祥古文的老先生。）先生、刘聿新先生、邓鉴三先生，因为炸得厉害，我就给张主席打了个电报，请他在长沙给找一处房子。他马上回了电说给找好了一处，在银行公会，这样，这几位老先生就住在那里。有警报的时候，他们就过江去。我很感谢张先生的帮助。 在长沙看队伍，在城周围一处一处地看，并且仔细讲解《打胜仗的方法》，这是我新近完成的一本书。 我到岳麓山，看见许多好地方都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毁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一天我去祭蔡松坡先生，又去祭黄克强先生，都读了祭文，献了花圈，照了相。觉得这两位先生真是革命的英雄豪杰，他们创建中华民国，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祭他们，真觉得他们是无比的伟大，真是敬佩之至。 我又过江去看了赵炎午先生，是一位湖南的大革命党，他为了救国救民，受过多少次的苦，冒过多少次的险，到现在当一个老百姓，不但是湖南人敬佩他，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不敬佩他的。 赵先生一位兄弟，是德国留学生呢，还是法国留学生?很勇敢。听说，有一次几个外国人在那里渡河，欺侮河边上的百姓，打河边上乘船的人。这位赵先生看不下去，动了手，那个外国人向着他跟饿虎扑食一样，奔着他来，被他一摆手，把那个人打倒了。后来又上来了两个，也被他打倒了。几个外国人被他打得乌眼青，莫名其妙，看的人很多，到底外国人不打了，算完了。这种爱同胞爱国家的精神，真值得佩服!长的个子不大，若按旧话说，身体有“通天贯日”四个字的说法，他这短小精悍的身体很像个日字，精神非常饱满，将来是国家有用人才。 我到了益阳看军队，也对民众讲了话，也把几本书送给他们。又到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学校，他们很有精神，我在该校也讲了抗战哲学，后来这本书在重庆印了出来。 到了常德，有几个文武官吏来欢迎我，我对他们谢了一谢。第二天正集中训练的一些保甲长及民众有几千人在一起，我对他们讲了话。听到说刘聿新老先生生病在常德医院里，我去看他，他的痢疾好一点。恰巧这个医院的护士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他们请了五桌客，硬拉着我也算个客人，我很乐意地应允了。在吃饭的时候，客人里头有两个是校长，他们对我说，民国七八年的时候，他们在中学当学生，我教过他们军事操练，因此对我非常亲热。有几位低声对我说： “我们常德人，都想看先生，可是不敢来看，因为本地一个官有命令，在常德谁要看冯先生就枪决谁。” 我听了这话才明白，我说怎么的呢，我来到这里，怎么看不见许多老友呢?怎么看不见许多常德人呢?是这个原因。这真是奇怪的事!后来没有过几个月，大火烧长沙，就是这个人干的。他由常德警备司令调去，不知为什么跟得了神经病一样，一把大火烧了长沙的百姓，许多人被他害死了，他也被委员长枪决了。常说的话，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这个人就是在那里作躁，完全是胆大妄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结果怎么样呢?把人家害了，把自己也害了。 临澧县的一位姓侯的来看我，住在旅馆里。有人给我说，他是想着在东关外地方，我曾修过一座石头桥，他们要在那里为我立个碑，以为纪念。哪晓得有命令，谁见我就枪决谁，他只有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就赶紧回家去了。我听了这几方面的消息很纳闷，他们这葫芦里头是卖的什么药?可以说到底也不清楚。 第二天到陬市看军队，也讲了话。听到说过了桃源，到贵州的汽车路有几段很窄，必须先打电话通知那边来的车在那头等着，这边的车过去了，那个车才能开。若是电话说不好，两车在当中碰上，要让也让不开，那就麻烦了。我听了这个话，就决定由湘南到广西，由广西到贵州。归途到益阳，听说刘聿新老先生的病重，我就找赵力钧（注：冯玉祥的参谋。）同志带着钱去看他，并且为他办了身后的事情。后来力钧回来报告，说老先生的痢疾本来好了，吃什么东西吃坏了，就这样死的。衣服、棺材装殓好了，埋在一个地方，并且还立了一个小石碑。辛亥革命的时候，刘聿新先生首先攻破南京，打走张大辫子张勋，可说是创建中华民国的老英雄。后来他做江北护军使，袁世凯因为他是革命英雄就把他调到北京住闲，不给他事做。这老先生学问品行都是第一等，字也写得极好。后来我本着这些事迹报告常会，政府颁有明令褒扬。 走到宁乡，听说周道腴先生住的地方离着汽车站不很远，我买了些礼物找人给他送去，问候问候。周先生接着来看我，说军纪甚坏，百姓受害不浅，有些军队把塘里的水放掉，把养的鱼捉个完，除了自己吃，还拿去卖钱。老百姓们对这样的军队，痛恨极了。吃了鱼还不要紧，明年栽秧的水也没有了，这是很大的事情。周道腴先生真是忧国忧民的一位革命老同志。 就在这路上看见贵州送过来的新兵，饿得面黄肌瘦。这种情形，有什么好枪好炮也不能打仗。为什么军政办得这么糟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治兵，他们自己以为满肚子学问，在纸片上拿起笔杆来，好像有千条妙计似的，到了实际上一看，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还不喜欢听别人的话，把无数万的新兵饿得骨瘦如柴，路都走不动。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负责任，说是我办的不对，想法子改革，而只是在那里推诿过错。有好处大家争，说这是我办的，有坏处大家推，谁都不负责任。这是抗战里头一条最根本的事，偏偏没有人管，可叹不可叹!可哭不可哭! 抗战吃大亏的是关于兵的事。后边练的队伍送到前边去补充，后边的军官也都是受过教育的军官，都是年轻力壮，叫他把兵训练好了，送到前方，交给前方的军官，他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叫奶妈子，精神上就不好过。有的说我们不配打仗吗?为什么叫我们把兵送到前方，叫我们空着手回来? 由四川隆昌送新兵到云南这是几千里，内中还有伙夫、马夫等等。八百人送两千人，因此路上跑了很多，送到了，回来又是两三千里路，来回两三个月，劳民伤财，物质精神都吃了大亏。 为什么不谁练的兵就让谁带到前方?人是有感情的，训练时期熟了，带去正好。把新兵交去不管了，新兵新官，人生面不熟，名字都叫不上，怎么能打仗呢?一打就散，这是许多人都看到的大错误，为什么不改正呢?我怕是有人跟汪精卫勾结，有心跟委员长捣乱。 由长沙转到宝庆过湘乡，打听打听曾文正公（注：即曾国藩。）的家乡。听说曾文正公的后人，大多是读书人，这真是难得得很!读书才能明理，不读书的人决不能明理，注重读书比注重给孩子们留下产业是更要紧的事。 到了宝庆，这里有一个司令，我也不写他是谁，他告诉我说，他们军队里应领的东西，就是不发给他，要发给他，还得花多少钱去运动。他生性痛恨这种腐败行为，所以东西老领不下来。一面说着，一面难过。我听见别人说，他跟某人当过参谋长，可是还受这样的黑暗待遇!我就照他所说的话，给委员长打了个电报去，这电报有人看见了一定会感到不痛快，可是我既肯发那电报，我就不怕人家不痛快。军事的败坏全从这里来的，这一件事若不能革除，军队怎么会好呢? 这里有一个招待空军人员的地方，是新生活办事处的朋友们办的。被招待的都是苏联的空军人员，身体非常健壮，跟他们谈起话来，都是说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牺牲自己的性命，慷慨激昂，真诚勇敢，真是使人感激佩服! 这里有教会的朋友不少，我也给他们谈过一次话，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亲热得很。他们受过圣经的训练，见了人总是亲热而谦和，使人们觉得特别舒服，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样子。从这里到衡山，张文伯先生在等着我。他在这里训练了五六千中学生，都是预备做保甲长或区长的，年岁都是二十岁上下，体格好，精神饱满。我对他们讲了一个半钟头的话，题目是“献身给国家”，讲得他们眉飞色舞，一会儿悲痛起来了，一会儿高兴起来了，一会儿摩拳擦掌，竖起脊骨来。这些青年热血赤心，真是最有作为的人物。后来听说张主席离开湖南，他们就被解散了，你说可惜不可惜? 在这里本来有人劝我到广东去看一看，因为我受的命令没有说到广东去，所以不便去。我在衡阳看了军队之后，就到零陵，正遇着李协和先生在那里，很痛快地谈了一两天。他就是忧郁，武汉要不守，可怎么得了，若守不住，可怎么得了?这些爱国忧民的老同志，在他每一句话里头，都站在救国家、救百姓的立场上来说的，来行的。他找我写四个大字，是“身心健康”，他又说唐孟潇先生的家就住在这附近。 在武汉的时候，石筱山送了我几十幅他自己写的小挂屏，都是写的战史上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我坐着车，一面走着一面读，越读越高兴，简直地把四十九段读了个透熟。沿路上看见有某机关，正在衡阳以北、衡阳以南大盖房屋。我想这些办法真是不妥，敌人要来到这里，盖那么些房子有什么用呢?有这些钱，都应该在官兵身上去花，不应该扔在水里头。这个毛病就是因为亲自出来看的人太少的缘故。执政掌权的人坐飞机，飞到这里，飞到那里，路上有许多实在的情形都看不见，这是一件顶不得了的事。 到了广西界，慢慢地看见一座山一座山都与北方的山不同，好像是一座大山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山尖来一样，这真是特别得很，峻峭美观，这样的山在桂林一带很多。当中过两道河，汽车上木船，用小汽划子带过河去。有的船上没有人，半会儿才叫了人来，有的船上没有油，得现去找油去，耽误工夫不少，添出麻烦不少。到了桂林，黄主席（注：指黄旭初，广西省主席。）等好多老朋友，非常亲热，看他们上上下下真有一种苦干的精神，充满了朝气和乡气。 我住在他们的一个招待所里，遇见蒋百里先生，那时他是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前几天在长沙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的时候，好多先生和同学硬把我叫了去，也去跟着行毕业礼。因为在南京的时候，我在特三期旁听很久，所以好多同学来拉我去参加盛典。我记得那天行毕业礼，蒋百里、张文伯都在场，很有意思。当天晚上，许多同学恭请蒋百里吃饭，这个人过来敬三杯，那个人也过来敬三杯。百里先生说： “都来呀，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 我看那个样子很不好，怕他会吃了喝酒的亏，我劝他不要喝多了，对身体有妨碍。他说他的身体很康健，不要紧。在桂林招待所里又遇见了他，约我在一个屋子里谈谈话。我说：“很好。”他首先说到汽车路上冒出许多的石头，这样汽车轮胎一定坏得很快，这不是把外国货都损坏了吗?不又得用自己的金钱去买吗?国宝外流是最不好的，若是用石灰和土，把这路修一修，钱都花在中国人身上，而汽车轮胎又不坏，为什么没有人办这个事呢?他很焦急。后来又说： “国事危险万分!盼望冯先生多多地向蒋先生讲话，因为蒋先生不明白各地实在的情形，也是有人故意地欺蒙他。” 我说：“咱们携起手来，说实话，说真话，盼望你在路上，把所见所闻的随时给蒋先生打电报才好。” 他说：“应当，应当。” 这一次谈论真是肺腑相见，谁晓得几天之后，他竟在河池县死了。这一次谈话就算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了，你说可叹不可叹? 这里有巢县同乡开垦的团体，因为许静仁（注：即许世英。）先生的帮忙，还有一位董志诚（注：冯玉祥研究室人员。）先生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幸福来帮助这些难民。我同这些男女同胞们谈了一回话，勉励他们：我们在后方，一定要努力生产，好帮助打走日本鬼子。这里就是缺乏一个领袖人物，多数是不识字的，容易被人欺骗。这是一件可虑的事。 桂林城区特别为老百姓便利，开了好几个门，一拉警报，哪个门都可以出去，我看这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 有一天我过河看见一个很长很大的浮桥，过来过去的人很多，很稳当，这个桥给人们的便利不少。 这里有几个大洞，有朋友点了蜡灯领着我去看。里头宽大得很，有警报的时候，许多人都到里头去，这给躲警报的人很大方便，洞上头石头还厚得很，我看它用什么样的炸弹也不要紧。 一天午后一点，在招待所看见协和先生从零陵来了，在客厅里坐着，他诚恳热烈地对我说： “最要紧的事，就是武汉失守了，恐怕有些人包围、动摇蒋先生，又加上汪精卫在重庆正在胡说八道。现在听说蒋先生到了衡山，你赶紧到衡山去，对他痛陈利害，说明全国有知识的人，有革命性的人，都一定拥护他抗战到底。”说得非常恳切。 我说：“你的话很好，我一定去。” 协和先生说：“这就去才好。” 我说：“好吧，我就把房子让给你住，我就上车。” 决定后就上车动身了。赶到衡山，蒋先生到长沙去了，我就马上往长沙赶。走到夜半，太晚了，只好住在一个汽车站上，站长帮忙给我们买了铺草，就在他那地上铺草睡了一宵。第二天赶到长沙，在何键先生的房子里见到蒋先生。那时正是十一点多钟，有唐孟潇在座，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吃午饭，吃饭的时候蒋先生问我： “武汉失守后，我们该当怎么办?” 我对他说：“您记得鲁子敬对孙仲谋说的话吗?那几句可要紧。” 蒋先生说：“什么话?什么话?我记不得。” 我说：“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来到长江北岸，写了一封信给孙权，约他会猎。张昭、顾雍一般人见大军压境，非常害怕，都说非投降不可。鲁子敬趁着孙权更衣的时候，对孙权说，张昭、顾雍这般人说的话，完全是为自己谋富贵保妻子打算。今天的事，谁都可以说降，惟主公不可。孙权说，怎么讲呢?鲁子敬说，像我这样的人，投降了也能做一个刺史，将军投降，不但自己完了，东吴也完了。这一段话，很是要紧。汪精卫一般人为了富贵，什么坏事都敢做。委员长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失败也是成功，成功也是成功。” 蒋先生说：“很好!很好!我们至死也不投降。” 我说：“但是还不够。” 蒋先生说：“怎么样呢?” 我说：“孙权把周瑜调回来，因为有诸葛亮的痛陈利害，孙权下了决心之后，周瑜还怕有人从中说长道短，请孙权把已下的决心当着大众表示出来。孙权乃抽出宝剑把桌子砍掉一角，尔后把宝剑递给周瑜说，谁敢再说投降的话，就拿他当桌子对待，一定砍掉他的头!今天委员长不用宝剑，可以用大刀，砍掉桌子的一角，叫这些亲日派投降派都知道，不敢再说投降，动摇人心，那局面自然好了。” 蒋先生说：“很对，很对，我们就这样办。” 散了之后，晚上就叫我在长沙广播。我特别地对着汪精卫说： “你要再说投降，可要砍你的脑袋了。” 这一回真是教训了汪精卫，这些卖国贼知道蒋先生有决心，知道抗战派的人是要抗战到底，他们只好打算逃跑了。 当天晚上，开军事会议，本来是个要紧的会，有几个人在那里说，要焦土抗战，要退却的时候，一定把房子烧光，把火车烧完，不可以给敌人留着。散了会，蒋先生跟大家在一块儿吃了饭。 那天晚上，白健生先生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完全说的是抗战必须到底的事情，说得有条有理。到半夜里，蒋先生和蒋夫人上南昌去，健生先生把这封信交给他。这也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与抗战很有关系。 第二天早晨，我又回到衡山，由衡山又到桂林，见了协和先生，把对蒋先生说的话详详细细地跟他说了，协和先生很兴奋地鼓起掌来。 有许多跟着我走的人员家眷，没有办法，从桂林向河池运，一趟又一趟，有人就说我的怪话，我都装没听见。为什么呢?在这大乱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忍不得叫我的亲戚朋友刚刚从敌人的铁蹄之下逃出来，又扔在半路上不管，那样良心怎么得安呢?所以无论怎样受指责，我还是把他们都运出来了。 从桂林到柳州，在路上看见宋明轩来接我。他身体有点不大好，我对他说： “不着急，不生气，写字读书，多走路，一天能出三身透汗，什么病也没有了。” 到了柳州，看见兵工厂在山洞里头，地方太好了。又靠着一条大河，运输也不算困难。到了河池，沿路上有熟朋友的地方，都拉拉手，还是实行那几个原则，不喝人家的水，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礼物，不借人家的钱，不托人家买东西。所以到了那里，没有多大的耽搁。到了贵州和广西交界处，看见许多前清时代府官、县官立的一种政令碑，上面写的有“(犭童)人”字样。“僮”（注：现改为“壮”字。）字现在都改成立人，原来是犬字边，这就是轻视僮人的意思。大概是在民国以后，一律平等，就不用那个“犬”字了。这种僮人，跟我们普通汉人全是一样的，一点分别没有，哪看得出来，大家一定是一个祖先。这种政令碑我觉着有保存的价值，那可以证明皇帝时代和民国时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在广西吃过一种大米粉做的面条，不很长，都是二三寸长，吃起来很有意思，那比小麦面擀的面条一定是容易消化。在北方，怎么也不知道大米能磨成面，也能擀成面条。只要走的地方多，一定看见的新的事情也多，这是一点不错的。 在柳州附近，看见有十几万男女同胞忙着担土修路，说是要筑铁路，好多三四十岁的妇女，脊背上背着娃娃，在那里担土，看那种努力抗战工作的情形，是多么可敬多么可爱!拿这一带的妇女来看，那真是比北方的妇女强多了，北方的妇女因为缠足的缘故，动作起来是很艰难的。南方经历多少次的革命，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北方是被专制皇帝压制住，年代久远，积重难返了。解放，解放，有些人还不知道解放是什么东西。 进了贵州界，有一段汽车路坡度太大，开车的人若是本事稍微差一点，就要出大乱子的。这个路也是“欲速则不达”，应当按着交通的准则重新改造。坡度太大了，拐弯太急了，一辆车不要紧，一天也不要紧，日子长了，车多了，总要生岔子，害死多少人!这是不可不慎重的事。 贵州有些地名都不大好，充满了帝国主义的色彩，像什么“镇远”、“威远”、“安顺”、“黄平”等等都是皇帝派兵来杀百姓，杀完了之后，起个名字作纪念。民国以后，都应当把它改过来，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民权”、“民乐”、“民喜”、“民安”、“民康”……这些名字不好吗?还有些更不好的名字，叫“狗场”、“兔场”，这一定是由于卖狗、卖兔子的原因留下来的名字。我倒不赞成都改得像重庆附近地方什么“小龙坎”、“化龙桥”、“虎溪河”等等唬人的名字，我想要改为“高士乡”、“忠义场”、“侠义桥”、“利他集”这一类的不迷信而又平民化的名字，是最有意思了。 看见贵州苗族同胞很多，各式各样的。有人说有花苗，好穿花衣服；有的叫白苗，也许是长得白一点；有的叫黑苗，是好穿黑衣服；有的叫熟苗，是指着他会说汉话；有的叫生苗，言其在山里头住着，不会说汉话。我一面到处看队伍、讲话，一面打听苗族同胞的情形和生活方式。有人说汉官不论文武，常常欺压他们，或是诳骗他们，日长月久彼此就不免有些隔膜，由小隔膜变大隔膜，由大隔膜就闹出乱子来了。这就是前些年苗族同胞常常闹民变的根本原因，说来真是一件可耻的事。 苗族同胞不会说我们的话，我们又不会办教育。他们不能读书，自然就不能明理，不能明理，那就容易出岔子。看外国教会上的人，他们在那里立礼拜堂，给他们编一种罗马字母，教他们说话认字，还编出书来给他们读。若是我们能办，一定比他们办得好。可是我们不办，这是不是羞耻的事呢? 看苗族同胞住的以草房为多，底下是猪和牛，一边或者是上边就是人住的。这样一来，没有好空气，人就容易生病，身体也不容易健康。妇女用蓝布绣各样的花，都是图案画，精美巧妙，非常好看。 有一天在施秉县集合了有一千多苗族同胞，男女老少都有，我预先买了些盐巴和布匹送给他们，听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盐巴。什么叫盐巴呢?就是自流井、五通桥这些地方，从几百丈深的井里汲上来的盐卤，又用几百丈深的天然水，拿锅放在火上头，盐卤倒在锅里，熬出来的盐巴很像焖大米饭那个锅巴样子。大米饭的锅巴不过一二分厚，或三四分厚，这个盐巴呀，有的三寸厚，有的二寸多厚。他们为什么喜欢盐巴呢?这是人的生活必需的东西。也许是在以前杀伐他们的时候，一封锁几个月，不给他们运盐进去，他们吃过这个没有盐的亏，因此愈知盐巴之可珍贵。我送了他们每人二三斤盐巴，也送了些糖。我对他们讲话，还有一位翻译，我说的大概意思如下： 一、人类的祖先都是一个。 二、不论汉、满、蒙、回、藏、苗、壮、夷，都是一个祖先。 三、因为兄弟们多了，分处各地，生活互异，意见不合，就发生了你吃的东西我不吃，你穿的衣服我不穿，你说的话我不说这些风俗习惯上的不同处。 四、年头久了，弄得他们老弟兄们的子孙们彼此十分隔阂了，就是这个原因。 五、今天我们的国家被日本鬼子欺侮到了极点了，我们大家不团结起来必定都遭灭亡。 六、我们从今天起，要有一个新的觉悟，彼此认识，我们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爱，彼此相敬。 七、鼻子跟嘴不能闹意见的一个故事，我对他们说了。他们哈哈大笑，都高兴起来，都喜欢了。 那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人，他的一张嘴说：“我作一个嘴真不容易，既要吃饭，又要喝水，说话也是我，读书也是我，这负着多大的责任。鼻子这个东西，他管些啥事?反倒在我上边，我实在是不能忍受，不掉换掉换是不成的!” 鼻子说：“我在这里不但是摆着好看，并且帮助呼吸，哪是香，哪是臭，没有我你们还知道吗?你看那眼睛管啥事?倒摆我上头，我也是忍受不了了，非掉换掉换不可。” 眼睛说：“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替你们看黑看白，看着道路，看着各样的东西，你们反倒说怪话，说我在你们的上边，我从今天就不管事，我看你们怎么办?你们没有看见那耳朵，他在那里只是摆设，你们怎么不说他呢?” 耳朵说：“我不光是摆设啊!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从今天起我就不管听了。” 这样一来，七窍全都不动了，几天后这个人快要死了。后来都有了觉悟，说这个人完了，咱们也就完了，我们快悔改吧，也不要争高争低，各尽各人的责任好了。就这样，这个人渐渐康健了，什么工作也能做了。大家精诚团结，马上就都好了，彼此指责，彼此埋怨，马上就坏了。 我们全国同胞在日本鬼子进入我们国内的时候，我们只有自己觉悟，你不能离开我，我不能离开你，因为我们是一个祖宗遗留下来的兄弟姊妹同胞。我们亲热起来，彼此相帮，彼此相助，什么样的大灾难，我们都可以闯过去的。 话说完了，我又细细地问他们，都很懂得，很明白，并且说我讲的话很对。 我从马场坪转到镇远去。这个地方的专员姓华，也是个老朋友，他很会办事，也很能干。我看了这里的队伍，看看周围的光景，真是一个重要的地点。说到征兵的事，明白的苗族同胞都来参加，不明白的苗族同胞就往深山里头去躲藏。可见平素教育关系太大了，我觉得国家别的钱都可以省，就是教育费万不可省。 华专员对我说，这里有一位王天锡先生，他是王天培的兄弟，他在家里种了几十万棵桐树，都结了很好的桐籽儿，是一笔很大的资产。他家还开了个金矿，叫洞金，不是沙金，两个星期出二十两。我说很好，你把他请了来，我们谈谈。王先生来到，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知道他很能干，我给蒋先生打了个电报，说王天锡这个人是很有用的人才。蒋先生就打电报请他去到重庆，后来委任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的中将参议，他倒是很高兴的。王天锡先生对我说，他种桐树都是把桐籽儿放在瓦片上，叫它这个根往四下里伸，不往下长，说起来有很多道理在里头。若是把四川、贵州挑五六个县，或是七八个县，拨给他一些专款，叫王天锡专门负责任，办种桐树的事，也可以弄点林警来保护着，这些没有用的荒山就都变成了宝地了。可惜只是给他个空名义，没叫他办什么事。 他说金矿的事，从镇远一直到湖南的桃源，都是矿金。若能大力开采，一百处或二百处开起来，一天见几千两金子是不难的。我想几百万、几千万没有一点事情干的穷苦老百姓，若给他们一些法币，叫这些人都去开金矿，几年以后，不但百姓都好了，国家也富了。若是用机器开，那就比这个更好了，可惜不去办。我们的国家就在这里停顿着，什么事情都不办，你说可怜不可怜? 我从镇远到了贵阳，路上看见有一县出铁锅，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东西。我买了一口带着，送给贵州的主席吴鼎昌先生。在这里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岳军先生的电话，他问我是不是要到重庆来，我说： “是的。” 他说：“派没派前站?” 我说：“没有。” 他说：“我给您在这里办前站好不好?” 我说：“好极了，谢谢您。” 就这样，他给我找了巴县中学楼上头一层大楼二三十间房子，不但把沙发、桌子、凳子、炉子都预备好，并且把大间改成小间，连床铺带马桶，凡住家房子里需要的都预备得好好的。最讲朋友最讲交情的，也可以说是最会替蒋先生办事，最能帮蒋先生忙的，我看张岳军是第一个。 在贵阳这个地方，大操场里集合了有几千人，我同吴鼎昌先生一路去看队伍。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话，无论在操场，在讲堂，在党部，在省政府，在公共的地方，都是拿着“抗战必胜”四个字来说话。 这附近驻着一旅卫队，是军事委员会的，看他们很整齐，规矩也很好。 附近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花溪，那个地方也有苗族的同胞。每年开一个会，不晓得是纪念会还是庆祝会?他们都戴上假面具，拿着刀枪在那里耍，敲着锣鼓家伙，老是那几下子，表现出来的门道太少，太原始了，这是文化的关系。看普通的旧戏，有大花脸，有小生，有文有武，有老有少，有种种的说法，又有种种的唱法，锣鼓家伙，枪刀剑戟，使你看了不厌烦，这是文化高的缘故。这里头的门道很多很多，两两相比，知道相差太远了。文化的高低当然各处都能表现出来，不只是在舞蹈戏剧上头。 从贵阳到遵义看队伍，新兵穿的衣服破烂极了，都跟叫花子一样，我讲话的时候就栽倒了几个人。我下了台，到兵跟前一个一个地仔细看，有的把肉皮子冻得发青，有的在那里打抖，我给他们照了相。后来这个相片在重庆拿给蒋先生看，蒋先生看了，气极了。 遵义这个地方，有些老绅士，都是在地方上深孚众望的，我都请到一起，吃个便饭，谈谈话，问问民间的疾苦。这些老先生说，就是征兵的办法太坏，乱捉兵，待遇又不好，他们都痛恨这个办法。老先生说的话我当时一条一条地记下来，吃完饭，老先生们走了，我就马上发了电报给委员长。 陆军大学在这里，他们是从长沙刚搬到这里，教育长换了万耀煌。万是湖北人，人很谨慎小心，做事实在。他在武汉的时候，办中央训练团，办得很不错。这陆军大学由长沙搬到这里，太不容易了。我在这里看见了白俄的教官，一位叫布尔林，一位叫多玛，还有一位叫圣索夫斯基。圣索夫斯基是教要塞学，布尔林是教筑城和战术，多玛是教战史。这三把手都很好，尤其是圣索夫斯基这位老先生，非常热诚，有一次他病了，还是在那里教功课，躺在床上，把学员们叫到他床前，他在那里教，许多人受到他的感动。多玛教东西教得好极了，他在黑板上写，写出来一个字不改，就是一篇文章，这个人的学问是很成熟的。布尔林讲的也好，而且极热诚，我在南京就听他讲过。这样的成熟人才，在我们的陆军大学担任教育，实在应当特别优待他们。后来我听见说，因为物价太高，他们的生活弄得很艰难，很困苦。 路上经过桐梓，这里有个旅馆叫中国旅行社，办法很特别，他们弄的那小屋就跟火车上的房间一样，挺窄挺小，但也挺干净，饭堂倒是宽大的，可容好几张桌子。不论怎么样，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思想有学问，敢这样办。许多人都是一辈一辈地闭着眼过下去，不肯改革一点。有点改革思想的人，又怕旁人说怪话，这样永远不会改进的。 由遵义在綦江来，过一道大山，高得很，有些稀奇古怪的名字，一个地名叫吊死岩，或是钓丝岩，这附近摔坏的车，摔死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事不许登报，假如登报的话那每月都有几起，这八年还得了啊!实在说起来，应当费点大的工夫另辟一条路那就好了。我看不是难事，抗战的时候关系很重要，就是胜利之后，这条路还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