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献金琐记（二）
| 离开眉县，到了彭县。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城里有一位徐原烈先生，他写了很多诗歌和抗战的故事，都非常好，他为此花了很多钱，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都不痛快他。他儿子简直地对他说： “你老了，要指望你的儿子养活着你，还能指望书来养活你吗?” 徐先生说：“你们不懂的，我到日本留过学，都是受国家培养，我应当努力救国，不应当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他见人就说非救国不可的真理，有很多人受了他的感动。他还在城门上、县衙门口各地立了许多石碑，都是刻的要救国家，要收复失地的好话。我佩服他，我给他写了对子、中堂送给他。别人看见了就说： “你们看呀，还是爱国好，冯先生来到这里，请徐原烈先生吃饭，送他对子，送他中堂，怎么不送别人?” 因此彭县这个地方的人民就都热烈地做爱国工作了，这都是那位徐先生提倡的结果。 这里有个女子师范，那位女校长非常有爱国心。我对学生们讲了一次话，这里的女学生就把她们的金银戒指及各样的宝物、各样手工做的针线东西献出来了几百件。还有人把她没有穿过的皮鞋也献出来了。她们还表示愿意献上她们的生命，都愿意从军去。由这一件事情上看，就知道教育是无上的重要了。 这里开献金大会的时候，到的人很多，就是准备不够。许多人爬上台来没有路下去，这一条路能上不能下。有的乡间妈妈们上来了，但下不去。有人跟她们说，从后头屋里下去，她们涨红脸说：“我们不上屋里去!”台下的人们都笑起来了。她们看见别的人都从屋里下去，也就跟着走了。有许多老太婆抱着孙子，找我抱一抱，她们说，可以免灾，可以避邪，可以去病。我对她们笑了一笑。献金大会光景很不错，数目也不少。 这县城外边有三个碑，一个是老彭的，一个是张纲的，一个是李密的。在我的青峨游记上写得很清楚，这里就不重复了。 离开彭县即来到新津县，新津县附近，正在修很大的飞机场。许多人都在这里做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工程大极了。四川有的人对于抗战说是出钱、出力、出命，我说他没有说完全，还有出田、出地、出粮、出汗。大量的土地都拿出来了，交给国家。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事! 这里的县长是赵崇炜先生，很高的个儿，半红半白的脸，看去很健康，说起话来非常诚恳。他自己首先献金十万元，他说这是他老母亲用谷子变成的钱，给她的孙女出嫁陪送的钱。他怕人家造谣言说怪话，先声明这钱是怎么来的。我很佩服这位赵县长，他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爱国者。在这个地方，我仍是每天对着各界演讲，如学界、军界、工业界、商业界、妇女界，一拨一拨地来。这个时候，已经是要数三九的天气，很冷了。有一位老先生是和张岳军同过学的，现在是这里中学的英文教员，中等个儿，有五六十岁，慈眉善目，一嘴很好的胡须。他说： “天气太冷了，您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屋子里，一点儿火都没有，穿着个棉袍子会我们，您知道我们穿的什么?”站起来叫我看，“您看是不是火狐的皮袄呀!咱们当个中学英文教员，在家里烤着火盆，您老人家这样为国家为抗战受苦受寒，那怎么样呢?只可把我们挣的钱献给您了。”他把大拇指一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没有话讲了，只可大家献金，声明一句，这是大家甘心乐意的献金救国。” 他说完这段话，我对他笑了一笑。 这个地方，这位老先生领导的有一个诗社，他们常常到对岸的山上集合些朋友作诗。在这个地方，真有这样的雅士，真是可喜得很。 此地也是有“袍哥大爷”的，多少年来四川的社会上，都是拿着“忠义”两个字来勉人，来自勉，虽然说是人类不齐，可是忠厚长者，肝胆义气的人，居最大多数。 有一天，我同赵县长从他的县公署出来，正遇见一位老汉，一把手抓住了我的棉袍，紧紧地不放，说： “冤枉啊，冤枉啊!” 我说：“老人家有什么冤枉啊，慢慢地说。” 他说：“我的儿子被拉去当兵去了。” 我问他：“你知道是谁把他抓去的?” 他说：“不晓得。” 我说：“你知道冯玉祥就是被抓来当兵的，今天当了国民政府委员。将来你的儿子也要当国民政府委员的，到那个时候，你老人家必须请一桌客谢谢人家，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记得，将来下帖怎么下啊?” 老人家笑了，说：“冯老先生你尽同我打岔。” 我说：“不是打岔，说的是实话。你看国家有事你的儿子不当兵，我的儿子不当兵，那样，我们有了机关枪、大炮，还能叫英国人来替我们放吗?你老人家的意思是不是找美国人和苏联人来替我们放机关枪呢?” 说到这里，老人家很诚恳地点了点头说： “冯先生，我明白，明白，我不要儿子了，我听你的话。” 围观的许多老百姓都鼓起掌来，笑起来了。 距城不远的地方，有个大庙，有人说叫忠孝堂。我去一看，真是伟大得很。它分四个大院子，是忠、孝、节、义四部分。它把自有历史以来的可敬可佩、可歌可泣的人物，都挑选下来，按着那时候的情形塑成像，用大赤金贴了的。听说是一位商人做买卖赚了钱，他把所有的钱用来做了这一件极有教训、极有价值的大事。依我想，这在全中国是惟一无二的中国神仙庙。 很使人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有些小偷儿，他们从后头跳进墙来，用什么药水，把那些塑像身上的贴金都给洗去了，洗得那些塑像很难看，真是可惜得很! 这里开献金大会的时候，非常热闹。台子上下的道路都准备得很好，分两行上来，自由献金，整整齐齐，欢欢喜喜。事情真凑巧，因为人来的太多了，把那六七百步远的一个煤厂门前的砖柱子给挤倒了，砸着两个人，并且砸得很厉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我又送了些钱，派人去看这受伤的朋友。献金的结果，很不错。赵县长对我说： “双流县县长是新换的，是东北人，同本地的人不太熟悉，愿意帮忙同我一路去。” 我说：“很好。” 他到了双流帮忙很大。那里献金的故事，很动人的就是一位朋友把他的田地拿出来献了，感动得大家不断地鼓掌，还有落下泪来的。原来大会准备在文庙里开，后来知道容不下，又改到公园里去开，还是挤得满满的。这个地方因为挖防空洞，挖出来两扇晋时的墓门，那石头有三尺高、四尺长，上面刻着人及孔雀的像，存放在大堂前头，那是怕被旁人弄走的。 吕县长是个高个儿，很精明的东北人，原来在省政府做事，看样子是一位谨慎小心的人。这个县虽然很小，但献金的数目也不算很少。 离开双流，就到成都，先去看张岳军先生，看他正布置过圣诞节。院子里有很好的一棵大松柏树，有许多带着白毛的小金球，看着好像下雪天里的星星一样。寒暄之后，我就把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大意说了一遍。岳军非常赞成，我要走，他说请我看一看有圣诞老人带来的礼物在树根底下。我过去一摸，摸了个很大的纸包，那就是张岳军先生首先献的一万元钱。这一天我住在蓝文彬先生的家里。他这个房子不中不西很高大，总算是独出心裁的办法。一个大长院子，有几百步长，也有五六十步宽，满院都种了苹果，北头是五开北房，上头有五间楼，还有个大高台子；西边当中也有个高台子，上面有四五间房像个客厅。我住在北边的东头一间里，前面是客厅，后边照拂人住的，就这样马上开始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个地方，同省政府、市政府接头的人就是王冶秋(注：时任冯玉祥的秘书。)先生。王冶秋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对于国家的事非常热忱，说出话来很有条理，所以同人家接头办事情，人家都喜欢他，愿意同他接头。这里有几位帮忙的先生，像孟简涛，他是省政府的秘书主任，河南人，大高个儿，两只大眼睛，很有学问。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年底，他在叙府(注：即叙州府。在今四川省宜宾县，明为叙州府。)一个河边上蹲着，问了之后，知道他在叙府南一个县里做县长，被云南的军队把他赶了，他丢了个光光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从此，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并且成了好朋友。这回他帮忙很大，他自己保存的古人对子，还有别的东西都献出来，这些东西都值很多钱。还有一位就是余中英先生，他是市长，这个人精明干练，办事有方法，有手段，他帮忙很大。 头一天，是张岳军先生在励志社请客，请的有文的武的，还有地方上的绅士，共四五十位。首先由岳军先生介绍我，他说我是他的老长官，在国民军，在军政部，我当部长，他当次长，叙述了一回。后来就是我讲话，讲了两个钟头，不外乎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事，说了许多故事，给他们听。讲完之后，第一位说话的是张表方先生，他说这个献金运动，也正是收复失地运动，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当竭尽全力，拿出我们所有的来救我们的国家。接着就是一位一位的，都是赞成这个办法。过了一天，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在他家里请吃饭。他说： “这一次的运动成效一定不错。” 我说：“你怎么见得呢?” 他说：“成都这个地方，只要是叫老百姓出钱的事，张表方先生总是第一个反对的，他总是横着插一杠子，叫这个事情难办。这一次出人意料之外，头一个赞成的就是表方先生，这样结果，一定不错了。” 秩序排开了，民众分为内中、外中、内南、外南、内西、外西、内北、外北；学界分了几天，商界分了几天。本来是一天讲两次，后来讲到三次、四次，最多的一天讲到六次。 有一次在青年会大门里头的一个大电影院子里讲话，到的人很多，我讲了两个半钟头。刚讲完之后，严啸虎司令拉着我的手说： “我给先生上个条陈，就是讲完了话，大家就在这里献金，不要让他们回家去。” 我说：“怎么讲呢?” 他说：“听完了您的讲话，要我的命，我都愿意马上献出来，那还用说献多少钱吗?当然有多少都献出来。可是若一回家同太太一商量，至少也要打一个五扣。若再过两天，小孩子们又缴学费了，三弄两弄都忘掉了，那自然献金不能献多了。” 大家都笑起来了。我说： “也不一定，还有些人，他的太太比他更爱国，夫妻俩一商量，比他个人献的更多也是有的吧?” 这几天在各处讲话，有的要献房子，有的要献地，有的把他工厂出的东西都献了出来。一位东北人姓刘，他献了很多包牙粉，他是按月献金一次，这位先生热诚极了。还有边疆服务处的几十位朋友，听了我的讲话，马上决定了一次献金和永久献金。 这里有《田家史》月刊，负责任的是张雪岩先生，他很热心，他把每天我讲话的消息都介绍出去。 一次，在一个小学里头讲话，忽然有个人来说： “先生你可不要走，我父亲要来献金。” 我说：“好，我等着。” 不大的工夫，一个老头子，有六七十岁，胖胖的，笑眯眯的，除了献几万块钱外，又拿了一个很新的缎子面的火狐大皮袄，并且说他献的东西太少了，对不住国家。这样，这个学校就开始献金。先是幼儿园的孩子，穿着雪白的背心，戴着很好看的帽子，每人都用自己的两只小嫩手儿捧着一个红纸包，有的说我要救国，有的说妈妈叫我献的。接着六年级的、五年级的、四年级的都来献金。有人说，献金是一桩事，另外这种爱国教育的意义太大了。 在成都东门外有一个空军遗族学校，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少爷陶宏介绍的。陶宏最好读书，英文很好，中文也很好，并且很有正义感，他原来每天吃两个鸡蛋，他看见有一个学生很苦，他把两个鸡蛋不吃了，完全帮助那个学生，我觉得他这种精神非常伟大。遗族学校和遗族们献金，都是特别热心。有一位女同胞，她有四个孩子，一岁的、二岁的、三岁的、四岁的，她要献金，并且把一个紫缎子绿双龙花的桌布献了。我说： “你们的生活很苦，不要献了，留着给孩子们买点吃的。” 她说：“必须把这结婚的东西献了，才能对得住为国牺牲的丈夫。” 又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说： “先生，求你帮我的忙，我的儿子在空军打仗阵亡了，我的儿媳妇领着我的两岁的小孙子走了，找不着她了，请你把我的孙子给我要回来。” 我说：“这都是日本鬼子害了我们。” 这里的空军朋友们和遗族对我说，他们的钱太少，没法子生活。我答应了回去赶紧给蒋先生打一个电报，我告诉他们说： “我打这个电报一定有回电，请你们放心。” 这个地方的献金会开完了，结果这个学校的校长和他的夫人、他的孩子以及他的老太太，每人都献了个人的宝物出来，这种办法实在是太感动人。 到了华西大学，那里的齐鲁、金陵、金女大献金更热烈。有一位山东的学生没有钱，把棉袍脱下献了，冻得直打颤。我说： “那不成，无论如何不能要你的棉袍，回来你把冻病了怎么办?” 他哭了起来，非献不可。我说不过他，我就请王冶秋先生替我同他说。他是一个逃难来的学生，除了棉袍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这么一来，感动了许多人，都落下泪来。 还有一位大学生把他的毛衣献了，天气很冷，毛衣献了就有冻着的可能，怎么劝他也不行，他非献不可。后来这几件东西，到各处去义卖，卖了很多的钱。 有一次，我在银行界讲话。我讲了冯(注：也叫冯谖，战国时孟尝君门下食客。曾替孟尝君到封邑薛(今山东滕县东南)收取债息，得钱十万，把一些不能还息的债券烧掉，为孟尝君争得了民心。)的一段故事，主要的意思是说你们的老板现在缺少什么，金银财宝他们都有，缺少的就是仗义的“义”字，你们应当替你们老板买点“义”，放在家里才好。他们不是说老板不在家，便是说他们不敢代表他们老板，弄得余中英市长着了急，结果成都的献金，银行界到底是不多，就是银行界不肯多拿出钱来的缘故。学界的人愿意拿钱，可是他们没有多少钱，银行界的人有钱，他们不肯多拿。到了大会这一天，各机关的代表都来，和尚、老道、尼姑都有。最可惜的，民众来得太少，我想是方先生警戒太严的缘故。大家抬着食盒，放着鞭炮都来了，正在一拨一拨献金的时候，忽然右边的台子卡嚓一声塌了半个，但没有伤着人，这真是万幸的事。 这里献金的结果，得了一千多万，从重庆出来，这个数目是最大的。但这么大的省城，要说献金救国，可也不能说是大数。 这里有一个照相馆，找我照了相，他送我一百张相片。在他看来是捐得不少了，但在我看来一点儿也没有用，相片送人怎么能向人家要钱呢?我总觉得这回他送的这些相片太可惜了。 最痛快的是任自立先生，他开了一个展览会，中国字画和山水画卖出不多。他用了我的名义，请了一个茶会，五千块钱一包，一包里头有五六张，二三个钟头就卖光了。这件事情，又省事，又有效验，可说是太好了。 成都市献金完了，接着就在成都县和华阳县发动献金。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接到张岳军转来蒋先生的电报，说请我回重庆去，我说很好，就准备动身。 正要走，见着赵友琴(注：即赵守钰。)先生和熊锦帆先生。熊先生请了一些老朋友在一块儿吃饭。友琴先生说，他本来是护送班禅到西藏去，过了玉树之后，英国人向我们政府说：“中国的官吏和军队不可以入西藏!”班禅就这样气病了，不久就病死了。拿这件事情看，美国帝国主义把西藏看做谁家的地方，我们的同胞若不早些有个准备，我们中国的西南方一定会受英国人的大害。 这一天，我同锦帆、友琴一路去祭谢慧生先生。看见许多的大木头，扔在地上没有人问。我想人死了之后，办事的朋友们若不积极努力，一定是迟延又迟延，不是这个没有人，就是那个没有钱，一耽误就搁下来了。我们三个一起到了望江楼，在那里弄了一壶酒，两条鱼，同锦帆先生吃着喝着，又找了一个弹琴的老头，弹了琴，这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从成都回到重庆，用了两天的工夫。头一天住内江，在这里正碰见高树勋，他对抗战很努力，表示要为抗战而死，愿意跟张自忠学。我很喜欢他，这个话说的有出息，有道理。 同他一块来的还有卢崇义(注：曾任西北军军长，参加过重庆国民党三十军起义。)。我也跟卢崇义谈了许多的话，我觉得他一点也没有腐化，还是很忠诚，很饱满。我告诉他说，前途远大，要努力读书，不可有一点懒怠，他非常感激我这话。 到了重庆写了好多本《正气歌》和《满江红》，送给朋友们。沈天灵先生介绍我到各工厂去参观讲演，去写字，这样认识了很多朋友，并且为献金募了很多钱。 我把这一次出去献金的情形和路上的见闻，一桩一桩地都给蒋先生报告了。 前方来的人对我说军队里头困难的情形。军食是发谷子，不发米；发小麦，不发面；并且发整的包谷，要问负责任的人为什么发这整东西呢?回答的消息是后方找不着人，找不着磨，前方就说我们哪里弄人弄磨去呢?就这样弄得前方的官兵都是垂头丧气。 因此，我就想起我在第三战区指挥张治中、张发奎、顾祝同、陈辞修、杨虎五部军队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大米饭做不熟，火一点着敌人的飞机便来了。夜间不能见火，昼间不能见烟，一见烟火敌人的飞机就来到。厨房离着战线近了，敌人的炮火就打到了，离着战线远了，饭熟了如何去送呢?况且伙夫被炸死两三个，这一连的饭就没法做了。再加上连阴天没法子点火，就更不得了。不是被敌人打得怎样，实实在在地说起来，乃是把军队饿坏了，饿得不能打仗。并不是敌人怎么厉害，是我们这边太不注重官兵肚子，才有这惨败的结果。 第九中学校长是邵华先生，安徽人，他约我去他们学校讲话，我老没工夫去，这一次我觉得为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有去一次的必要。这一天，坐了一条民志轮，路过小南海，我一看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水越浅越容易出岔子。我到了江津，打了个电报给蒋先生，又同水利委员会说： “这个地方若不赶紧想办法，一定会出大乱子，请以民命为重。” 到了江津，邵校长和县长萧烈在江边上欢迎，一下船，见满街上都站满了人，鼓起掌来像打雷一样地欢迎我。 在这个地方也是排好秩序，一天一天地去讲话。最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礼拜堂里去讲话，刚讲完就有一个老太婆献金，她说： “我们信仰真理的人，更应当爱国，我们应当有什么献出什么，不应当有一点踌躇。” 这里县长萧烈的夫人，也穿着戎装，为了献金，发动妇女界出力很多。 邵华先生找我到他们学校讲话，学生们真是同生龙活虎一样。我看邵华先生办的这个学校，实在是有生气。学生们听了我两个钟头的话讲，马上就开起小组会来了。真是你献的多，我比你献的更多，大家都在救国献金上争强斗胜起来。 这里的教员就有一二百位，也开了一个献金会。有一位女教员站起来说，她有一个戒指要献给国家。邵先生对我说她很穷，并有一个小孩跟着她。我说： “你的孩子太苦了，请你把这戒指卖了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吧。” 这位女教员说：“国家要好了，我的孩子是会好的，我献金救国，要打走日本鬼子，就是为救我的孩子，请你把这戒指收下吧。” 这个学校的工人，有一位叫王大娘，她一个月赚不了多少钱，她一下子献了二千元，大概把一年的薪金都献了。这位邵校长马上给她写了个红布条子，上头写道：王大娘献金两千元。她把这条子缝到胸前，人人都能看到，谁见了都鼓掌。 国立九中这次献金是数目最大的，真把江津各界轰动了。 我从九中出来就到伤兵医院去，对这里的伤官伤兵都一个一个把他们的伤口抚摸一回，我问他们阴天下雨的时候还痛不痛?有几个兵哭起来了，他们说不痛，并且说向来也没有一个人摸摸他们的伤口。给他们讲完了话，就到江津县城。 关于受伤的官兵，我觉得我们太对不过他们了，要同美国人比恐怕要差几十倍。吃的不好、穿的不好还不算，并且用种种的方法来克扣他们，他们从哪里高兴呢? 江津城南山坡上头有一个小城，那原来是一个武官住的地方，或者是教练队伍住的地方，现在是个体育学校在那里。他们请我去看他们的体育表演，他们表演得很好。实在说起来，那种手巾舞等等的名堂，比中国的武术差远了，偏偏我们国立的学校要学那一套。至于跳高跳远中国也不是没有，为什么把自己有的全都丢了?全都不要了?这完全是表现自己的民族没有自信力，见着外国人的皮毛都要学习，真算是可怜到万分。 江津这里正有一个保甲长训练班开课，我去给他们讲了话。保甲长回到乡下去，这个力量是不小的。萧县长胆子很大，他喊的口号是“超居人前”，要超过成都市的献金。当献金大会召开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婆攥着十万块钱来到台上，又当场把她手上戴的两个赤金镯子脱下来献了。有人对她说： “你这老太婆不要这样傻，要留一点。” 老太婆说：“留一点做什么，给我的孩子是不是?你知道这就是给我的孩子花一笔保险费，国家好了呢，我的孩子将来都会好的；国家不好，给他们留多少东西还不是做亡国奴，那有什么意思。今天当国家大难的时候，我们人人都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献给国家才对。” 这老太婆一说这话，全场一两万人都鼓起掌来。他们献金的总数是一千三百五十万。萧县长的意思是希望这笔款项都买成飞机，名叫江津第一号、江津第二号，老百姓都赞成他这个建议。我就照着他这个意思，打了个电报给蒋先生，回电说，很好。 第二天我就到白沙。白沙这个地方，真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教育集中地。有大学先修班，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有几个中学，还有黑石山的一个中学。我分开给他们讲话。这些青年学生，为了献金，把他们所有的东西摆在街上去卖，并且是贱卖。街上热闹极了，有的为球赛卖票献金，也有的拿个纸裱一裱，找我写一个“还我河山，收复失地”的字拿到街上及大的工厂去卖，学生们想出来各种办法。到了开献金大会的一天，各处来的学生排着队，吹着号，打着旗子，步伐很整齐，都来了。你的数目多，我比你的数目还要多，六十万加到七十万，紧加紧加到了九十多万。大学先修班说商会的数目太少，希望他们多加一些，那位商会会长说什么也不加。学生们推了十几个代表上台来，请求他加钱，他还是一个不加。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学生向台上大声一喊，大家都向商会会长跪下了，就这样，商会会长才勉强答应了。当时许多的女学生，除了把钱拿出来以外，还把她们穿的大褂脱下来献了。有的女学生把皮鞋也脱下来献了，愿意光着脚回去。会上的光景热烈到万分。当学生一万多人跪下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落下泪来。 我把大公报上的一篇《我们都跪下了》抄在这里： 我们都跪下了 ——白沙献金大会记 于淼 三月十九日，白沙举行了一个节约献金大会。在静静的白沙这是空前盛会。上午九时，各界就都已到齐了。列队肃立，在等候着栉风沐雨为国勤劳的冯委员玉祥莅临。冯委员十时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众欢呼。于其巡行一周后，大会开始了。 主席团是各学校机关的首长组成的，由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致开会辞，他说：“几天来，我们都亲聆过冯委员训话，我们大家都受了冯委员耿耿谋国的忠诚所感召。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贡献出我们的所有。让白沙作一个出钱的好榜样，使节约献金运动普遍的热烈。展开在全四川，全中国……” 接着冯委员满脸笑容，用最深刻最动人最通俗的话向大家致词。他说，他对于几天来各团体的努力十分的感谢和感动。他说最使他感动的是学校情况。他举出大学先修班同学们，在轮船码头作脚夫，给别人擦皮鞋，把将从战区带出来自己仅有的东西拿出来义卖。他继续地举出好多个例子……都是使人兴奋得流下来眼泪的事情。 他讲完了话，在乐声中，热烈的献金开始了。最先是学校组，每个学校都由两个学生代表，抬着盛钱的盘子，抬着全校的爱国心，恭恭敬敬地献给站在台子中央的笑容可掬的冯委员。一起起的献金后，就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计女师学院为二十万元，女院附中十二万二千元，国立十七中学四万元，大学先修班六十四万元，省立川东师范三十万元，省立重庆女师十六万元，县立白沙女中十五万元，私立聚奎中学三十万元，私立新本女中六十五万元，修平乡师等校，也都在十万元左右，连小学校竟有献到三四万元的。 当新本女中，以六十五万元的最高额压倒全场时，随着热烈的欢呼后，先修班的同学，以竞赛的情绪，立刻又增加了十万元，又获得了学校第一；接着增加的有：女师学院附中十万元，聚奎中学十万元，国立十七中全体绝食一天，捐献国家。这时献金已达到了高潮，学校组的总额已达三百二十几万元，超过了原定额的六倍以上。 学校组献金之后，是妇女组，士绅组，机关法团，商会工厂。各组织尽了最大的热心，献出了最大的数目。 当商会的六十万元(内有工厂二十万元)从台上报告出来时，全场大哗，高呼嫌少。一片的呼喊请求声，阻止了节目的进行。很久，商会没有表示，临时有学校学生代表高呼每校出代表五人，在台前向商界跪求。商会虽答应增加十万元，但学生仍不满足，接着“二百万”的呼声，响彻云霄。学生代表们感到力量不够，于是发动全场学生一致跪求。一万以上的男女学生都跪下了，为了国家，他们都跪下了。 台上的人，一大半都哭了，冯委员擦着眼泪向大家说：“你们这种热诚，就是铁的，石头的，钢的心，都会感动的……可是我们献金，是完全出于自动啊!” 商会不加，学生们不起来，冯委员无限感慨地说第二次话：“出钱的多少，是和知识有关系的……我们爱国是要本着各自的良心……” 冯委员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和学生们的“商会不加钱，永不起来!”的坚决表示，感动了商会代表，答应了二百万元的数目，学生们破涕为笑地站立起来了。 最后是自由献金，自由献金悲壮情况，有甚于前一幕者。川东师范附近洗衣老太婆们组成了一个十四人的献金队。川东师范的一个十岁左右工友，献出了他全部的积蓄七百元。伤兵，工人，小儿，乞丐全都捐献。好多的女同学脱下外面的大衣，里面的毛线衣；好多的男同学脱得只剩下一件衬衣。一个小学的小女同学脱下了脚上穿的鞋子；当先修班同学把她举起来让大家看时，全场的人都哭了。…… 冯委员说：“会不能不散了，不散，大家会把一切都脱光了，大家都会病倒的……” 大会，在下午一时散了。白沙一个小镇，总共献了国币七百几十万元，实物尚不在内。这都是民族的血泪，民族的热情啊!我想这情况，一定会激动全国各地的同胞后来居上，一地高于一地，而展开热烈的爱国节约献金的高潮。 (载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这是为了同胞们借此可以知道当时青年学生们爱国的情形，是如何的热烈! 一天早晨，有一个大学生领着美国的一个武官来找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们有五个人住在泸县，都是美国大使馆的，他到重庆去领饷，领了三万块钱用个口袋装着，在船上把这口袋当枕头枕着睡觉，醒来才知道口袋被人拿走了。昨天晚上在白沙下船一文钱也没有，也不能下来，又不会说中国话。今天早晨下船，正在无办法，遇见大学先修班的学生，他会说英文。这位大学生对他说：“你没有办法，冯先生在这里，你怎么不去找他呢?”就这样他领着他来找我。我说： “很好，中国人拿了你的东西，就是我拿了你的东西，你们从美国来，是为了帮助我们中国抗战，为了我们的独立自由，我们非常地感激你，你丢了钱，我就给你三万块钱算了。” 他听了这话，觉得又出奇又高兴，他收了我这钱之后，说在美国实在没有这个办法。我笑着说： “或者中国与美国不同，也许就在这一点上。” 我约这个美国朋友参观献金大会。他看完了之后，很兴奋，他说：“中国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国家。” 十二点，夏军长夫妇请我们去吃饭。我也约了这个美国人，给夏军长夫妇介绍了，说明了他的来历。这位美国人看见大家对待他十分诚恳，好像对待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他非常感激。我同夏军长谈到献金的事，他说：“先生来了，为了救国，我们赶紧献金。至于某人怎么样，请不要提，若是对他，我是不献金的。”完了之后，我又回到江津。 在白沙我认识了一个青年，姓王，他说他有几句话跟我说，我说很好。他说他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抓起来，左打右打，吊起来打，叫他承认是共产党。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吊得他眼看要死，他说： “法官大人，你也有儿子、女儿，假如无缘无故地被人抓起来吊着打，你心里好过么?”他是哭着说的。 这几句话感动了法官的慈悲心，才把他释放了。 王说：“先生，可不可以把这话给蒋先生说一说，冤枉的人太多了。” 我说：“蒋先生早就知道。” 他又哭起来了。我对他说： “你不要灰心，因为不光明，你们青年人必须奋斗，才有光明；因为无是非，你们青年人必须努力，才能有是非。” 他听了我这话不哭了，他说： “好，我从此要加倍地努力，加倍地奋斗，来实现光明，来分辨是非。” 这个青年孩子，就叫王多闻。我记这一段事情，完全是为一般青年男女学生挨打受骂、被人陷害叫冤，希望大家认识这种办法是不对的，这种办法完全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办法。 我从江津到合江去，忽然听到说昨天下去的一条船在小南海翻掉了，淹死了几百口子人。国立武汉艺术专科学校弟兄俩都被淹死了。这个船上去开教育会议的很多人都被淹死，只是江津山坡上那个体育专门学校的校长，他会游泳没有淹死。由此可见，平素练习游泳用处多么大呀!前一阵子正为小南海这个地方打过一个电报。假如我们的政府真的重视民命的话，没有大办法，也应当有一个小办法；没有顶好的办法，也应当有一个次好的办法。假如在小南海上头有人指导着把船停下，人都下来，过了小南海，人们再上去，我看这总不算是个难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办?我细细地想，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只在屋里等事，不敢出来找事，这是一切的病根；第二点，只求无事，不愿有事。这样一来，大家都喜欢没有事，结果呢?就变成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什么事都不管，逼急了就拿到长官那里去。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明明表现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住，他哪有什么办法呢?谁还能重视民命呢?马上跑去亲自看看，想个办法出来，不要有这些念头。这是抗战时候最可怜的一件事。 江津对岸有一个瓷业学校，校长章继南，他是日本留学生。这学校是四川省立的，有一位画家，画得很好，他烧的一种酒壶，叫鸡鸣酒壶，一倒酒吱吱地叫，很响，这是一种独出心裁的办法。我把史蒂芬逊(美国陆军部长)送我的有国父孙中山和林肯像的邮票给他看，他照着那个像放大烧了一个瓷心，还有两个瓷像，烧得很好。我请他多烧了些，送了几十个给蒋先生，预备他送外国朋友的。这个像的好处，是中山先生在上首，林肯大总统的像在下首，又是美国人做成的邮票送给我们的。我为这件事曾给孔先生(注：指孔祥熙。)和孙哲生先生说过，假如用总理的相片和列宁的相片，蒋先生的相片和斯大林的相片，做成邮票，印上好多张，送给苏联朋友，或是出卖，不是有意思吗?那还许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呢。若是能把英王同林主席(当时林主席还没死)、蒋先生和丘吉尔他们四个人的相片也做成邮票，分赠给英国人，那不一样的有意义吗?他们说很好，可惜就是没办。我们国家有多少很好的机会，都是眼瞧着过去了，多么可惜呀。 武汉艺术专科学校也在对岸，我也到那里讲过话。那些老师和学生们，真是艺术家的姿态，既大方又文雅，我给他们讲了一段话，看那样子都像很受感动。最可惜的是这校长和他的兄弟在小南海翻船淹死了，他们是国家很好的人才，我听说他的兄弟是在法国学油画回来的，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 这里有个被服厂，在城西七八里路的地方，我到那里讲过话。男女工人很多，他们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听了我讲话之后，献金是很踊跃的。 江津县城里最使人难过的就是几十位老百姓跪在地下喊冤。问他们有什么冤呢?他们说，军政部的监护大队行船在江边上，有几个人进城要到戏园子里看戏，把守戏园子的兵不许他们进去，互相打起来了，监护队就把机关枪搬下船，在大街上支起来，打死打伤百姓好几十，所有的窗户和门墙都被打坏了，请求替他们做主。我到了县商会和县参议会，他们也是这样说，并且说打了电报给重庆，结果政府派了人来，说你们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商会会长和参议会议员们说，你们的军队无缘无故地把我们的老百姓打死打伤很多，怎么治罪，怎么处理，一字不提，你们就是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怎么个化法呢?你们想想，我们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死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样子能把它化小?请你们指教指教。他们非叫我打电报给蒋先生不可，我马上给蒋先生打了电报，又写了一封长信。后来，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又详细地当面谈了一次。 以这件事情来看，就知道越是属于军政部的越不守军纪，并且越不说理，这就是军纪废弛的一个大原因。先贤说：“爱民为性命根本之事，必须日日三令五申。”有军队不爱民那跟一些禽兽有什么分别?古人说：“兵犹火也，不戢自焚。”今天只谈有兵，并贪兵多，不注重保护人民，这如何能抗战，这简直是自掘坟墓。 这里有吴白屋先生的两个儿子，都是很好的青年，一个在中学当教员，一个在报馆里当主笔，都很有学问，也很知道自爱。 献金大会以后，女子中学的先生领了几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来，我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一次献金献过了，永久献金也写过志愿书了，他们总是觉得对不过在前方拼命流血的抗战的同志们，他们想在放暑假的时候，每个同学都做一双布鞋，献给将士，寒假的时候也这样办，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说： “太好了，你们能这样办，解除了政府的困难，也解除了士兵的困难，你们看我们的士兵，同英美的士兵在一条战线上，人家穿的是皮鞋，我们的士兵光着脚穿着草鞋，爬两个山头那草鞋就坏了，又得拴，又得绑，这怎么比得上人家呢!你们这个想法真是再好没有了，我先替前方将士们谢谢你们。” 这样，第二天报上登出来了，几天的工夫，全江津县的女学生都响应了。由此可见，四川妇女界觉悟程度高，她们真诚爱国，是无微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