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津浦前线
| 有一天白健生来对我说，宋哲元的队伍退到了马厂，蒋先生叫他跟我商量，问我到河北去，指挥他这一路的队伍好不好。我说： “在抗战的时候，只有唯命是听，统帅有什么命令，我都是遵从。” 后来，我接到命令，调我到第六战区去。那是很紧急的时候，我马上乘汽车到南京，见了蒋先生，我说： “为了打仗，到哪里去都可以。只是有一句话，王聘卿（注：即王士珍。）和段芝泉（注：即段祺瑞。）他们两人是好朋友。王当国务总理，段接他的事，当中必须有一个人接替一会儿，他才能接。况且，宋哲元是我的旧部，无论如何，我不能接他的事，若命我指挥他几天，倒无不可，这是我预先要声明的。” 蒋先生很以为然。我预备了火车，马上就走。日本鬼子散布侦探间谍太多了，我由浦口开车，出去不过四站，鹿瑞伯的车子在后方还没开车，当中有一列车，铁路坏了，车也歪倒了，可见日本鬼子是怎样暗中对付我了。我很高兴，日本人总算看得起我，他能这么用功夫对付我。去蚌埠一路上都是轰炸，日本人的飞机，不在前便在后，用机关枪扫射。走到两下店，这个车站上树木很多，很茂盛，我把车停在这里，跟着我的人都下车出去离开铁路几里路。日本的飞机来往轰炸，把从南边新来的车炸坏了，我这个车呢?到底没有炸着，就是占了树林子茂盛的好处。 到了济南府，我对韩复榘说： “你要用所有的力量来听政府的命令，对日本人作战就是最正大最光明的道路，千万不可听坏人的话。” 正在这个时候，张自忠来见我，在车站上，韩复榘说： “求先生为张自忠写一封信给蒋先生。” 我说：“很好，你们的事要我帮忙，凡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 我马上给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主要是说赦免人的罪过到多少次，圣经上说，七十个七次。 我坐火车到了景县的桑园，下了车，知道前头的军队在马厂打着，并且打得很激烈。这就调后边的队伍，来了一支原系东北的队伍，是姓刘的带着，对他们的将领勉励了几句，就开上前方去了。还有几部归我指挥的东北的队伍，用无线电找怎么也叫不应他们，命令发不下去，多么令人着急呀!我这几年都没有管军事，万想不到这救国救民的军事坏到这步田地!这是谁的责任?一天到晚都是糊弄，“李铁拐，把眼挤，你哄我，我哄你。”这叫什么国家大事!有些身为将领的，一天到晚打麻将，完全是赌博鬼，要想用他，就送他钱，十万、二十万随便送，以为这就是办法。到了真正有事了，除了几个有良心的以外，跑的跑了，溜的溜了，藏的藏了，哪一个也不肯出力真干，像这样子怎么能救国家呢! 千言万语，军事是最科学最实在的东西，不能有一点欺哄骗人。现在看一看，半点实在也没有，可怕不可怕?有一天，冯治安、陈继淹同一个姓肖（注：指肖振瀛。）的来见我，言谈之下，姓肖的说政府对不起他们，我马上把脸沉下来，对他们说： “政府现在抗日，无论是谁，不能再说政府不对。” 我又切实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又特别地对冯治安叮嘱一番，我说： “无论如何，不能有一点受人挑拨，说政府的不对。” 冯治安非常领略这话，说一定切实遵守。 冯治安是河北省主席兼师长，他跟我当过伙夫，也是我的模范连的学生，很勇敢，很坚强，并且对人很谦和。陈继淹是河北人，自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陕西督军署来跟着我，在南苑入了军官高级教导团，后来入了陆军大学。他人很聪明，很知道是非，对于抗战很努力。姓肖的是东北人，完全是政客，有官有钱他卖国都干。中央有许多人被他骗了。他常说，无论是谁，只要同他谈个半点钟的话，无论你有多大本事，他都可以拿着你当泥球儿一样玩。他说起话来，可以叫人爹，可以叫人爷，可以叫人祖宗，什么好听他说什么。可是他脚直动，你问他那是怎么的?他说脚直动就是说“不算，不算”。遇见这样的人，你不倒霉说什么!同这种人打伙计，没有不失败的，同这种人做生意买卖，也一定要失败。他在重庆用汽油有人供给，用车有人供给，这两位先生都是政府的人，也闹了好几年，才晓得是被他骗了。中国的俗话说：“不知其人，观其友。”你这家里老有个卖国贼跑出跑进，别人怎么看呢?后来他做了个大买卖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坑了，这还不可以证明吗?秦绍文对一个人说，又有人告诉我，肖与雷继尚（注：冯玉祥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与何应钦勾结，为何去香港找日本特务。冯玉祥对雷很不满。）飞香港与日本贺知商量，何（注：指何应钦。）要广田三原则（注：“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所说的一切，肖两面来回说诳头。别人问他，他说： “做媒人的没有不说诳的，非说点诳头不可。”且劝秦先生出去。 秦说：“我不能去，我们有个姓秦的本家，弄得我们已经不能抬头了。” 他问：“是谁?” 秦说：“是秦桧。” 我在常会报告过这事，说这是最危险的事。我记得在察哈尔抗战回到泰山，他去见我说：“再不敢做卖国的勾当了，我母亲叫我来的。”他给我跪倒不起来。又记得吴鼎昌曾有一天见到他，回来讲，肖同他说：“我跟蒋先生闹了一点别扭，只把国卖了一半。” 马厂退下来，前面的队伍到了泊头，我找鹿先生同李某（注：指李文田。）、黄师长，还有几个人，拿着我画的图下命令给他们，从侧面分四段抄击敌人，二十里或三十里一段。这种抄击的办法，敌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这是“抄其背，截其腰”的办法。后来鹿先生回来说，黄维纲对他说，队伍走了十几里路就回来了，问他怎么的呢?他说李某对他说的，老先生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能不出去走一走，敷衍敷衍面子，真打仗是至死也不干的。我听了这话，就打电话告诉白健生先生说，请他报告蒋先生，军队坏到什么程度了，竟坏到这个样子，谁能想得到?谁把他们养成的?无论如何，管军政的人不能不负责任。 有一天，冯治安从前方给我打电话说，士兵们都在水里泡着，没有鞋、袜子，痛苦得很，我就给何敬之打电话，请他买四万双鞋、四万双袜子。他说： “国家的章程上没有说发这个东西。” 我说：“你查一查，国家章程上是不是说叫官兵在水里泡着，有没有这一条?要没有这一条，官兵也不要在那里泡着，可以不可以?” 他没有话说了，他说：“这样子吧，一样买一万双，可以不可以?” 我说：“前方打仗，官兵受伤的一千两千地往下抬，死了的还不算，政府给人买双鞋，买双袜子，这是应当的，你还说四个人一双，那谁穿谁不穿呢?” 为了官兵的事情，总算把这位先生得罪不轻。我深知道，在里头为了士兵的事得罪了何先生，在外边为了不许他们说政府的不好，得罪了姓肖的。他们二位内外合起来在南京对付我，还仗着蒋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当时还没有出岔子。 前方的队伍渐渐地向后退，我的长官部也移到了德州。在未移到德州以前，白天敌机轰炸得很厉害，只可利用夜间集合部队加以训练。宋哲元带的学兵团，有一两千人，每天晚上在加紧训练。我特别注重的就是精神教育。若说有形的精神那还在次，最主要的就是无形的精神教育。什么叫无形的精神教育呢?就是一种自我牺牲、死而无悔的士气之造成，牺牲自己的性命，保存最大多数人的性命，流自己的血，使最大多数的人不流血，也可以说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真义的阐发。此外，随时告诉他们实行作业的办法，若是夜间住在哪里，没有深沟高垒，随时都有被倭寇骑兵袭击的可能。常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换一句话对他们说：“一懒惰成千古恨。”有铁锹自己不用，不肯把沟挖深挖宽，不肯把墙加高加厚，想着只是一夜怕什么呢?哪晓得许多军队就吃了这一点的大亏。这样经过阐发和指点，他们都能实行起来。后来到了武昌的时候，这些学兵二三百人入了军官学校，他们来见我，还提这一件事，还提到那夜间的训练，就是下着雨也没停止过。他们深深地觉得，那才真是抗战的训练呢!那才真是收复失地的训练呢! 我在德州，觉得韩复榘应当把所有的他能指挥的军队都带到前方来。可是他说话和态度都很犹豫，我知道他左右有坏人，有卖国贼挑拨他。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今天下一个高尚的决心，就是四个字‘为国死义’，机会不到，也许不叫我们死。反过来说，没有这个决心，犹犹豫豫，失地辱国，到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国民和政府要我们的命，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我怕他记不得，我对他连说了三遍，他是含含糊糊地从德州就开车走了。 不两天，就有命令调我到新乡、邯郸一带，整理刘汝明的队伍。这个时候，我知道肖某等所营谋的发生了效力。我到了邯郸，正是谣言很多的时候，说刘汝明的队伍不能打仗，不敢打仗。待我详细地一查考，知道李心田旅长受了伤，刘、田他们几个团长都阵亡了。这几员将校，都是非常勇猛忠实的，为国牺牲了。那下边的官兵，好几千死的死了，伤的伤了。结果呢?一位报馆的先生硬说他们没有打仗，不敢打仗，这真是丧尽天良的话。 我在邯郸城里头，对刘汝明部讲了好几次话，看见官兵的精神非常饱满，纪律也很不错，只有少数的察哈尔各县来的民团有些长短不齐，那个将官就是支应遴。他也觉得这些民团很难带，可是大致都很不错。刘汝明本来是一个很勇猛很诚实很廉洁的将官，因为受了这一次报纸的攻击，他很难过。 有一天，白健生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张自忠没有回军队，委员长的意思要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意思怎么样。我说不成，我就把在桑园派鹿钟麟叫他们带着命令抄击敌人的事说了一遍。李文田不服从命令，他敷衍命令，黄维纲报告他，说他不按着命令去做，并且说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得了。不久的工夫，白健生又打电话来说：“委员长说的，尊重先生的意思，还叫张自忠回军队来。” 在这个时候，听说前方的军队，有的对程颂云先生也是躲避命令，他们知道长官部在哪里，他们就躲开长官部，从两翼绕过去。这样一来，程颂云先生几乎吃了大亏。现在是完全胜利了，若是真的整饬军纪的话，确实应当把这一笔一笔的旧账清算清算才对。想不到现在连一个人也没有提这桩事，好像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一样，这样怎么能建起军来呢?我觉得这是很可怕一件事。回顾和检讨是进步的要紧方法，美国胜利之后，他们检讨珍珠港的失败，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就连马歇尔参谋总长，也得问当时的情形。看看人家是如何检讨过去，我们则一点不提，是最不妥当的事。 从景县向西南退，那里有两道河，我顾虑到冯治安和张自忠的队伍退却的时候不能过河，预先派了几个得力的副官会同县政府，在几个重要的地方都搭了浮桥。后来听到说，军队走到那里退过来，一点亏也没吃。可见预先侦察地形，做种种的事前准备，是多么重要! 德州以东，一直到海边的情形，各县是怎么个光景，不十分明了。就派了一位姓王的，还有一位姓陆的，两位都是蒙城县人，骑着脚踏车去侦察。想不到一去就没回来，后来听说，是被人杀害了，是土匪还是什么人?都不很清楚。因为我从津浦路又调到平汉路去，隔得远了，好久没得到实在的消息。后来，接到他们家的信，说是被某人给害死了。这是奉命出差，为了抗战遇害的，到而今还没有给他们抚恤金，这是一件良心上最不安的事。我想领抚恤金的事，一定要办到，不这样不但对不住死的，也对不住活的。 我们在济南府，出了一份《抗日早报》，每天一张，也出到几千份，就为了把实在作战的情形报告给民众们，因为当时说真话的报纸太少了。 过了没几天，何敬之打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找我到南京去商量，没有几个钟头我就上车出发了。我到了南京听到说，第六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一条线上，都在平汉路，没有法子指挥队伍，就把我负责的第六战区取消了，我说这个办法好极了。这样我就把已经印出来的各种抗日小册子，叫长官部的人们分发各部队，其中有几本非常重要，并且是一目了然，官兵看了就能懂得。 在三战区的时候，我住在无锡，编过一册短短的《抗战十问》，发到各军队里，为官兵应用。说是有大效力也未必，小效力一定是有的。 打仗是要紧的事，但是若没有自信心，是没有法子打胜仗的，况且我们打的是持久战，越久越能胜利，越短越不能胜利。要想持久，就要有一种信心的训练。信心要增加，必须拿出事实来证明，方才能成。什么事实为最好?一个就是敌人内部要崩溃，大家都知道敌人要崩溃了，自然胜利的信心就增加了，这本《倭寇内部的危机》的小书就是为做这个用的；还有一个就是许多国家都要跟日本作仇敌，也就是都要跟日本人打仗，这样一来，当然敌人离着失败不远了，这一本《对在华外人之暴行》的小书，是为着这个用的；还有《伟大的抗日民众》，是为了使大家认识我们同胞的力量，唤醒人人对敌人敢拼死命，把这伟大的力量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打胜仗，这样信心自然就增加了；还有《抗日的模范军人》一本，是说明许多有血性有良心有硬骨头的武装同志，在那里不屈不挠、很坚贞地向着敌人作决死战，这样可以使大家更把精神奋发起来，振作起来；还有一本就是《敌人在我国的暴行》，为的是使每一个同胞看了这本书，都能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来与敌寇拼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