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督陕
| 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但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入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入陕，二十师在最后)这条路，在民国三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决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的入伙当了土匪。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FJJ]州。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蒬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泡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再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刘省长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于先生为国民党，直系拟给于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都拒绝不受。但同时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致信笔伐，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 不久，阎相文先生亦到了潼关。一天，陈树藩和刘镇华派了代表来陈说利害，阻止他前进。阎回答说：“我是奉命而来，不能擅自后退。”于是详定进攻的计划。当时分兵三路：第二十师走潼关至长安的大路，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路以北渭河南岸为右路；我们十六混成旅则走大路以南南山山脉，为左路——三路向西挺进。我们全旅编为三纵队：李鸣钟为右翼纵队，与第四混成旅取联络；张之江为左翼纵队，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为困难；张维玺为中央纵队，我自己亲统此队，重兵器亦随同行进。走了三天，第一队到达临潼，先败陈树藩部姜宏谟于杨镇，第二队败陈军于灞桥，第三队败陈部姚振乾于蒲杨镇。 右翼纵队在韩信冢以东即与陈军开火，激战之后，陈军被迫退入西安城内，我们即架炮向城内督军署轰击。数炮之后，城内便送来信，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亦出来，欢迎阎督军入长安城。 陈树藩部西退后，复被追击，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笠僧收编外，其余都退逃南山山中。几天后，吴新田来到，以其第七师驻蓝田，我们部队驻屯咸阳。此时阎督军电致曹，说十六混成旅训练如何好，纪律如何好，战斗力如何强，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又如何，请将我们部队改编为师。连打两次电报，均未复，三次四次无回话。阎督不肯罢休，直打了八九次电报，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为第十一师(抵作李星阁师)，但附有不加饷不加枪的两个条件，仅给一个空名。——这便是我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得的奖励。 当时我将部队编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充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原任参谋长刘骥被阎督军要去任为督军署军务科长，乃改任门致中为参谋长。 此次入陕战役中，有几点经验很值得提出来说说： 一、只有真正作战始是将领精神与修养的试金石，那种修养不到，精神不及的将领，每至疲乏困苦之时，往往勉强服从，不能以勇猛向前的锐气执行命令，完成任务。此次第一队将领即有不能任劳苦忍缺乏之嫌。部属仍持锐气，将领却先垂头丧气起来，使部属生轻视之心，而与之大闹意见(三营营长谷良友不服从李鸣钟调度)。饿死不作一声的要数张之江。 二、将领不可徒恃勇猛，必须明白战略战术。李鸣钟以其第三营谷良友殿后为预备队，谷因对李无信心，不肯服从，即擅自冲至前方，击退敌人(这是很危险的，若等到调预备队上来时，预备队已打了，那如何办?)。事后团长责营长不服从命令，而营长则恃功与之争吵。我派参谋调查真相后，即将营长暂时撤差。 三、埋伏抄袭当机动神速，一分钟也不可错过。负此任务的队伍，又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随机应变)，否则难以奏功。当陈军退入西安城后，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溃退。乃派陈毓耀带手枪队一百名赴城西山沟中埋伏截击。不想陈毓耀倒迟了十分钟，陈部大队已过，仅与其卫兵遭遇，打了一阵，只缴下五六十支枪。其实陈部犹未过完，而陈毓耀离不开娘，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连忙率队转回，使战果大减。陈毓耀回头到小雁塔去驻(民三时我们曾住此)，不料那时敌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谟方由韩信冢败退，率残部已驻此。门上设着岗兵，见陈毓耀至，问是何人，陈问他是何人，陈时只带两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后面全队都上来?”姜兵闻而大恐，越墙而逃。苟不然者，陈毓耀必吃大亏，此亦鲁莽失着之处。 四、作战必须处处周到，尤须有科学知识，常以一个小漏洞，而受极大影响。我们既已入城，派人偷听电话，陈军未将城中电话线割断，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都被我们听见。(一边说：“你是哪里呀?”“我是咸阳!”“你知道督军来了吗?”“知道了。”“你知道敌人追上来了吗?”“知道了。”“你们快派刘旅长抵一抵!”“刘旅长没了人，不能干了。”“那就派马旅长。”“马旅长刚刚过河，人也没吃饭，疲倦死了，实在没办法了!”)我以此详悉敌情，派人尾随猛击，陈军多被缴械(有刘旅长志愿投诚)，获三八式步枪数百支，日本造新式陆炮四门(以往皆沪造山炮)。 五、将领当勇猛与谨慎兼备，拿住分寸，若过于谨慎，必难成大功。此次第一团第一营追击敌兵，即以过于谨慎，而所获不多。盖那时陈军溃乱，士无斗志，若果大胆地追击前去，决不止缴获那数百支枪的。 六、孙子十三《行军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经验之谈，行军时必当提防。此次我率第三队行至中途，见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发大水，乃急忙渡河。队伍刚过完，洪水已泛滥而至。若是稍有耽搁，不是不得渡过河去，就会全团人葬身鱼腹矣。 七、从外国买来的弹药不可深恃。我们炮兵此次攻城，炮弹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后，一外国教友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陈列着两个未爆炸的炮弹在客厅里，就是我们在入城前射进来的炮弹。 八、料敌须果决，不可犹豫轻听。当陈树藩退却时，有一服装阔绰，自称青海代表的人谓有秘密要事面告阎督军。阎召见，他报告陈树藩已亲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过来。阎督军甚惊慌，谓我曰：“焕章!你看怎么办?”我看明白陈军的颓势，料他已无力再举，我即说：“这是陈要退兵，怕我们追击的诡计，请将报信者扣押起来。”后来一探听，陈军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观外貌，徒听言语，唯真正做事始可验其为人。我们入潼关时，派参谋处副官刘明山经由西安到凤翔给第十五混成旅管宝斋送信。他先自告奋勇，满口答允，到动身时，他又磕头央求，不敢前去。刘平时最会说好听的话，因此颇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懦怯!我即将他开缺。 这一次的战事，推原祸始，刘氏实不能辞其咎，当阎相文先生督陕的命令发表后，刘一面佯为服从中央，一面却挑拨陈树藩拥兵抗命。陈树藩不知道他两面取巧的诡计，见刘为他撑腰，即有恃无恐，真的干了起来。其实若是刘向他说明自己服从中央的态度，陈树藩是绝对不敢抗命的。及至陈树藩兵败南退，刘知将陈之手枪队和重炮全部缴收，开城欢迎阎督，他依然做了省长。 刘为人如此。此时阎督到任，他一面对洛吴尽力巴结，一面即以种种手段与阎督刁难。 阎虽担着陕督的虚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势力范围，秦岭以内为陈树藩残部所盘踞，尚有其他杂牌军队则盘踞秦岭以西。陕督所辖者实际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宽阔不过六十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内，却要给养几师的驻军：即第二十师、第六师、第四混成旅、镇嵩军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外加胡笠僧还不时向阎督要械弹要给养。此外，当阎督未入陕时，曹仲三、吴佩孚将所谓顾问、参议、谘议八百多人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与以相当安插。阎到任后，这八百“顾”、“参”、“谘”，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阎要官要钱。那时督署中每天要开五十桌酒席，以应酬他们，若以每桌十元计，仅此一项，每天就需五百元。若是取消此项应酬，势必得罪这八百大人先生，亦即得罪了曹吴；若不取消，则数万人的军食尚且不能维持，哪有力量供应他们? 此时陕西下了两个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关的大道也阻隔不通，运输既断绝，什么也办不来。而刘袖手旁观，不肯出一点力，拿一文钱。当阎督刚到任时，刘不知阎是怎样的人，很有些畏惧之心，曾百般地向阎督买好。那时告诉阎督，说他留有数百万两的烟土，以此供应军食，可保无虞。哪知相处日久，摸清了阎督的性情，看着阎督不大说话，是个厚道省事的人，刘即渐渐改变态度。第二次问他烟土的事时，他就说只有五十万两；到后，又说只有十万两了。阎连忙派人查数，刘又说：“烟土有是有一点，现在尚未收来。将来收齐，也不过二三万两罢了!”那时阎督处在那样的境地，而刘竟这样地刁难他，作弄他。 阎督军陷入无边的愁城之中，心里不能一刻舒展，又无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顾”、“参”、“谘”，还对他种种不能满意，每天闲着没事，就捏造许多流言，向曹、吴报告，百般的捣鬼。 那时吴佩孚到了汉口，正要进攻宜昌，与川军起衅。时陕西有郭坚部队驻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招牌，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至十二三岁的少女，亦被其部属所奸淫。凤翔本不是贫瘠的地方，因为他的部队盘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纷纷到省里告发，原先刘镇华和奉军等亦曾打过他，而无可如何。阎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与他有过接洽。郭坚拿着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来，向阎督军要东西，要子弹六十万发，要枪械五六百支。 他在省城住一张某家，成天恣情胡闹。他带有许多马弁和卫士，即叫来一百多妓女，在张家楼上恣意宣淫：大家都脱得精光，他自己在旁边看着作指挥，喊口令道：“放排枪，齐放!”如此取闹，简直禽兽不如。阎督军因他过于荒唐，无可理喻，便召集吴新田、阎智堂和我商议，思乘此办掉他，为国家人民除一大害。阎督军当下给我一个手谕，决定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席，请他吃饭，就宴席上把他解决。 那天郭坚到后，客人尚未到齐——只到张某和刘骥等——预先埋伏的一连人，以无经验，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我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手枪队亦蜂拥上来，将郭之卫士缴械。刘骥和张某事先均不知情，张逃至门口，岗兵以为是郭坚，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报告我说，外间又拿住一郭坚。我跑去看明，他说：“我未做亏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过交友不慎，并无何罪恶，即一笑释放之。刘骥跳墙而窜，把腿摔伤，疼了多日方好。 郭坚被捕之后，先把阎督军命令拿出来向他诵读一遍，而后执行枪决。临刑时，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围着，无不称快。枪决之后，暴尸于新城，百姓带着香纸对天叩头，痛哭着指尸大骂，说：你把我们害得入了地狱，这次可天睁开眼睛了!又盛夸阎督为民除害。此事实为阎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坚办后不久，吴佩孚又不知听了谁的什么报告，忽从汉口致电阎督，责备他不负责任云云，措词极为难听。在这以前，阎曾听说有人在曹、吴跟前告发他滥用安福系人员等十五条罪状，本已非常难过，此时又无缘无故受吴这样一顿横蛮的责骂，越发懊恼难言。他接这电报时，我们都在旁边，我看见他流着眼泪，无言的只是叹气。我们劝解了一会，他也没什么话说。时已天晚，我即转返咸阳。哪知第二天黎明时候，忽接到电话，说阎督昨夜喝了大烟，命已垂危。不多时，又接到电话，说阎督已经去世了。 我和吴新田、阎智堂三人同去看丧，见床前摆着一大缸子鸦片，已浅去三寸多。又在他腰里发现一张遗嘱，说他决未妄杀人命，宁死也不能任意安插那八百位官儿，他也不能坐视四五师人枵腹等死，数说种种苦衷，忠国爱民之意，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看着，生无限感慨。 阎督军死后没几天，我即接到署理陕西督军的命令。在此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叫我来挑谁也不愿挑的这个重担，实在叫我哭笑不得。当时我曾作了一首丘八诗，以抒此时心情。大致说：这样的升迁，当看做撤差；但我必尽力以赴，以报国家与人民。当时督署以陈励丞为秘书长，刘骥为参谋长，石敬亭为军务科长，贾玉璋为军需科长，邓哲熙为军法科长。 最先要解决的就是督军署房子的问题。第一，旧督军署深宅大院，重门叠户，屋上盖着琉璃瓦，派头太大。满清庚子之变，皇帝和西太后逃到西安，曾以此地为行宫，那种腐朽的封建气味，一直保持至今，我看着极不自在。二则阎督军为人忠厚笃实，和我交谊甚深，他在任上惨死，我一到他住过的地方，即思其为人，往往使我泪下，因此不忍再在那儿居住。第三，旧督署与军队驻屯地相距太远，与民众亦很隔绝，我若堂哉皇哉地住了进去，不但不能与官兵常在一起，与民众亦不容易接近。那是算做的什么督军?算得什么地方亲民之官?为这三个原因，我看中了城东北角皇城(又称新城)的旧址。那儿自鼓楼起，一边到东门，一边到北门为止，有广大的空地。那原有明朝所建的皇城，满清时称为满城，以四分之三居满人，四分之一居蒙人。满人入关时到处惨杀汉人，及统治中国，对汉人又百般压迫凌辱。陕人性格素称刚直，所谓关中豪杰者即是。他们把这种仇恨记在心里，到民元清廷推翻，即把皇城中的满人杀得鸡犬不留，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至今仍是遍地瓦砾。我决定选择这块空地，为驻兵之所。即在此动工建筑新督署。 我的办法是将旧督署中几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筑的砖木材料悉取用于此。工人则动员官兵们自任之，仅雇了两个泥瓦匠从事指导，除去买钉子、绳索等项而外，并没有买什么材料。我自己为大工头，卫队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我们亲自推着小车搬运砖。两个月内即盖成二百间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是光线、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极是合用。总共只花五千元，是用的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罚款，并不是由省库中支取的。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误会，上海一家报纸竟大登特登，说我在陕大兴土木，动用省库二百多万云云。我初见到时，很是惊愕，后来我知道是人家恶意造谣，也就一笑罢了。 那时驻陕的中央军队，仍是第七师、二十师、镇嵩军、第四混成旅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共四师一旅。这数万弟兄们，因给养短缺，实在太苦了。我接事后，总想办些东西，看看他们，以示慰问之意。此事向刘说过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说二三回，他以为这是额外开销，先不肯答允，后来答允了，又不肯照办，费了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愿。不过每兵各赠一双鞋、一双袜、一条手巾、一块肥皂而已。我拿着这点礼物去看他们，同他们谈谈，两方都感到欢喜。兵们太困苦了，这些日用必需的东西，都是买不起的。而刘不把兵们的事当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我说这简直是打官话，你连小恩小惠都不给，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曹、吴所介绍的八百“顾”、“参”、“谘”，向阎督军要官要钱，稍有不遂愿处，即大发脾气，并致电给曹、吴造谣中伤。曹、吴即信他们之言，来电相责。阎是老实人，把他们无可奈何，终于迫到自杀。我因陕西地方太穷，实在容不下他们这许多人，纵使容得下，我也要选用能者贤者，决不敢借重这些大人先生。我也不能像阎督军那么厚道，大烟是不肯吸的。我有我的办法!即快刀斩乱麻，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我规定顾问每人送盘费四十元，参议每人三十元，谘议每人二十元，无论如何，要省长筹出此款。令参谋处参谋王镇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那八百位先生领了钱，一路走着，一路大骂，又沿途贩卖烟土，无恶不作。见了曹、吴，又造作谣言，说我在任，用的都是革命党和基督徒，此外一律排斥。后来吴佩孚对我恶感日深，此亦原因之一。我想我为国家，为陕西地方措此善举，无论你们挑拨亦好，咒骂亦好，我都甘心乐意，一点都不在乎。 陕局糜烂已久，短期内是无法整理妥善的。我接任后，所辖地面，仍不过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十余个县治，其余地方，盘踞的都是不听省令各行其是的杂牌队伍。这些杂牌队伍一日不清除，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所以我整理陕局，在可能范围内，先从统一军政着手。 这些部队中，势力最大的要算胡笠僧的部队。他原是于右任先生靖国军的主力，其中有李虎城、邓宝珊、岳西峰等都是很好的将领，为当时的革命团体，他们的结合，主要的还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那时胡笠僧来信给我，说我只要能带着他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我即把他的军队改编为陕军第一师。此时若想立刻以军纪范围之，自属非易。所以我对他们的部队，抱一不管的态度。但他们要求我帮忙时，我必尽力之所能以助之。我深知我自己的短处，即是不会联络，不会应酬敷衍，不会以种种虚伪手段收买其心。但我也有一点自信之处，即是真的爱国爱民，真的在脚踏实地地苦干，这一点就使他们受到影响。后来他们亦用我的方法来整饬部队，军风纪和战斗力日渐进步，至出潼关的时候他们出了很大的力量。 其次就是盘踞汉中的陈树藩残部，数目相当多，各行其是，简直无法整顿，因发表七师师长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畀以剿抚之责。自阎督死后，吴新田和阎智堂受了刘的拉拢，他们三个人已连成一起。三个人成天在一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席之后，继以打牌玩妓，任心所欲，只是回避着我，因为在我处，每餐都喝小米粥、棒子面饼。那时兵们给养窘绌，我这已嫌吃得太好。我们吃饭时，总要读一段书，而后讲一番话。座间除谈公事而外，只谈些如何爱民，如何施政，如何练兵的道理。他听着我的话，想必如刀子轧心似的难过，一走出去就诅骂我，说是宁愿死，也不和我一块儿吃饭。原来他认为他已经应当享受，为享福才做官，像我这般，就是委屈的不能忍受了。于是，他们和刘日近，和我日远。三个人除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一运数百万两，骡驮子络绎于道。 吴新田即决定赴陕南，我费了许多力气，替他筹备了十万元的开拔费。临出发时，我为他饯行。那时薛子良为长安县长，办了一个土产展览会，自农具以至刺绣皆被搜罗。其中有本地天主堂神父所种的美国苹果，赠了我六七个，肉厚三四寸，如普通茶壶那么大。我舍不得吃，心想这果子多好，应当大大地提倡栽种才好。吴新田走时，我即将这苹果送他一枚，我很诚恳地对他说： “苹果，苹果!祝您一路平安，顺利地完成您的任务!” “督军真是爱护我。”他很感动似的说道，“不知督军还有什么话，还请您尽量地指教我。” 我想了一想，就说：“您陆大毕业，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国家希望您甚是殷切，朋友们也殷殷地望着您。望您此去，拿出才能，真正为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但要办事精力充沛，必须身体健壮。希望您念我这一番诚意，能把大烟设法戒掉。那不只为您自己好，国家和人民也必受莫大的惠益。” 他听了我这番话，当时还好好地答应着，我也没在意。哪知就这几句话，竟把他得罪了，背过脸，即把我痛骂，说：“什么玩意儿!我只要把公事办好就行了，管得老子这些事!”到任以后，渐渐对鸦片更是沉溺，到后来终天卧在床上，守着烟灯，放下帐子，日夜地喷云吐雾，甚至整月不下床沿，吃饭拉尿亦在床上行之。什么事也被荒废了。段芝泉先生的得意弟子，竟是这般的糟糕! 却说我一面派第七师进攻陕南，一面又致电驻在宁羌的王鸿恩部牵制陈树藩的后方。十一月吴新田开始进攻，先后克服秦岭、黄牛铺、凤县、留坝、洋县、沔县等地，十二月初头始进占汉中。陈树藩只身逃往上海，他的残部退入四川，溃散殆尽。这一件抗命的公案，至此始告结束。 陕局表面上虽告统一，但南北两镇守使都不免外示恭顺，阴怀异志。省府势力所及，仍不出西安附近的那十余个县治。这个狭小的地盘，以往不过驻守一旅之众，此时却还是要给养四师一旅的粮饷。那些部队，大般都是纪律废弛，又加首领繁多，内幕复杂，想加以认真训练，连集合点名，他们也不同意。他们所斤斤计较者，就是粮饷。大都虚报人数，一千报成两千，三千报作五千，有的号称一旅，实际还不满两千人。军队的督导既如此困难，而财政上又无法筹措，所辖十余县的税收，数目小的可怜，而民国十年、十一年的地税又早已被陈树藩刮去一半，地方上无款可筹，中央也是不管。财政厅是握在省长手中，对我什么也不理会。当时窘困之状，实非言语所可尽述。 我渐渐明白督军的种种困难，主要的症结所在，即在刘的把持刁难。他身绾民财两政，但民瘼既不正眼一看，军饷又不筹一文。我还决心要捋一下虎须。那时各军不但饷项无着，连吃的也难维持。我将营长以上将领召集讲话，把省长的做法都说了出来。当时打电话给省长，说你若仍是袖手旁观，那我们这些人只有全到省长公署里去吃饭。省长至今方始着急，把他已经发表的财政厅长撤职，请我另外委派。我即请薛秀清老先生任之。薛为长安老举人，经商多年，对于地方上既熟悉，又极得人民的信仰，人人都知道他是正人君子，决不欺骗舞弊的。那时陕西银行纸币，每元只值二角，薛先生一上台，立刻涨至四毛，继又由四毛五分涨至六角。旧有的积弊也被他洗除一净，选贤用能，关系如此之大。 其次我即下令禁种鸦片。我认为这是害民祸国和灭亡种族的毒根，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当时即召集省长、各厅长、科长会议，商谈多时，没有办法。省长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子：一是种烟，一是兵变。因为若要禁种烟土，则饷项无着，饷项无着，必激起兵变。这两条路任我选择一条。薛厅长等亦均持此意见。我说： “我在这里为地方官，还能看着民间种大烟吗?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你们若定要种，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 这个会议即无结果而散。次日薛子良来见我，他这时经理税务及禁烟所的事。他也是说若不开放烟禁，则财政没有办法的一套。我和他说： “你去告诉省长。请他把我打死，我一日不死，禁种的事即一日不放手!” 因又商议，要在禁烟与兵变的两条路之中，想一折中的通融办法。我就提出裁兵的主张。但刘镇华和吴新田都坚不同意。左右都办不通，因决定权宜办法：第一，指定一二县为种烟区域，限期禁绝，此外的地方一律禁种；第二，尽可能地实行裁兵。后来刘将其一部分队伍交其弟老五整顿。老五确能做事，经他一整顿，军纪即大大不同，及刘将兵柄完全交给了老五，情形更好了些。 陕西是有名的产烟之区。陈树藩为督军的时代，民间种烟尤盛。这些业经收割的烟土，只有容许商民向外转运。烟土出口，原先税率是每两一角，我一则是寓禁于征，一则为弥补军饷，因加税每两二角。但是刘和他的镇嵩军不但自己贩运，而且包庇烟商走私。他同洛吴勾结，烟土出口，多走荆紫关经老河口，烟商有走长潼大道者，亦均派其镇嵩军保护，拒不纳税。那时我在潼关设卡，派刘郁芬团驻守收税。一次，刘有十万两烟土经过此地，刘郁芬派人稽查，不让查；令其照章上税，亦拒绝。当以电话问我处置办法。我告诉他说：“你先好好地说，若真不行，就武力对付。四师一旅的人不能不吃饭，你只管执行规章!”直闹到了动武，方才纳了两万元的税，此后就专走荆紫关一路，再也不走潼关了。 镇嵩军不但包庇贩烟，在省城，也常常抢掠民家。这种抢案屡见不鲜，我接督篆不久，即出一案。一天夜间，督军署前大街南首一烟商家，有几个人闯进来，声言买土，入了店堂，忽出手枪相挟，结果把柜撬开，抢去了数百两烟土。这事发生，即召集城防司令张治公和军法处长邓哲熙等前来。我说： “我们的责任是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现在甚至省城内，督军署前，也出了抢案，我们拿什么脸面去对人民?你们要一定在三天之内破案，否则，你们来受审判!我自己的罪也是不可饶恕的，现我先受应得的处分。” 于是我把自己的两脚带上脚镣，告诉他们，几时拿获人犯，我几时才脱刑具。他们央告了半天，也无效果，只有慌着分头严查。当天晚上即把人贼捕获。邓哲熙送来两个匪犯的口供，知道都是镇嵩军的士兵。不由分说，即绑至被抢者门首执行枪决。此事办后，人心为之一振，镇嵩军也乖巧多了。我说什么，刘就不像以往那样地藐视，他对人叹气说： “遇到冯某人，我真算倒了霉了!” 然而他仍得意洋洋的，一点羞愧的意思都没有。 过了不久，又出一离奇的事。一日晚间九时光景，我们手枪队在外巡逻，忽见从东南走来十余个百姓，手里拿着烙饼，一边疾走，一边挨家挨户打门，告诉各家，说督军有命令，每家烙饼十张，赶忙往西送去，要赶快，不遵从者定予枪决。霎时之间，家家户户都忙着烙饼，闹起了数十里。后来巡逻的人抓着他们查问，那些百姓也莫名其妙。第二天打听，说是这谣言从临潼那边传来，直至咸阳，都是如此。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么妖孽，后来我恍然了，我想这事绝不是没有根由的，其意义就是造谣惑众，以其鬼蜮伎俩，和我捣乱。 我在此处境下，一面积极整饬政务，一面仍努力训练部队。我在新督署住着，每天督促官兵加紧学术两科功课，未尝一日懈怠，使全体官兵每时每刻都有应付非常局面的准备。同时各项建设，亦在力量所许的范围内努力进行着。自潼关到西安的一条大道，败坏不堪，天晴时固坎坷难行，天雨时尤泥深二三尺，无法举步，使交通完全阻隔。我因令部队从事修筑，百姓亦抽人服役，不久即把这条重要的大道修得坚固平坦，两边遍种杨树柳树。可惜后来无人保护，多半被毁坏了。其次，自西安至咸阳必经渭河，那河水涨时有一里多阔，水落时也有半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笨拙的木船，日长月远，都用得腐坏漏水了。我因造了几艘渡船，以利行旅，历来这些都没人管。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我既在皇城旧址修造新督署，复尽力之所及改造路政，于是人家都讥笑我做傻子了。 实业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范围提倡之。我屡次召集当地各界的领袖谈话，鼓励他们改良现状，发展将来。凡我力之所能，必从旁辅助之。那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我将督署公费的一半扩充各校的经费，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上也不无小补。各校学生我最喜与之接近，常常集合起来，把我所见所感的进德修身的道理，累举实例，谈给他们听。我以为学识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养尤为不可漠视。学识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则又往往为恶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结果却都做卖国害民的事。又，青年学生处境简单，意志未经磨练，往往在学校时正直不苟，热血精诚，可是一置身社会，在汹涛骇浪中浮沉数年，便意气消尽，同流合污。这是我多年来看得最多，见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复言之，使他们知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学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绅，我和他们立下深厚的友谊。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学养，亦所以收“广征博采”之用。那时陕西人望所归者，为二李、二郭、二宋，还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决非空浮迂阔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时为陕西省长的宋联魁先生，品学皆高，为人尤澹泊，还有一位，地方上称作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岁，民国十八年时还以他老练笔法，画了八幅可珍贵的画赠我。此外还有董、浦二位牧师；浦牧师，即浦化人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热诚朴实，最爱真理。民国十六年游俄归国，思想忽然转变，著有《穷人有福》一书，阐述社会革命的道理，后来在上海被捕。到二十五年我才把他保释出来。 陕西昔有李二曲先生，为一代大儒，最为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盖一亭，悬其相片于其中，每请名人讲演，即于此亭前举行。我曾想为他立祠以为永久纪念，可惜终未如愿。后来我离开陕西，此亭即被拆毁。 陕西著名的河流为渭水、泾水，长安东门外有一灞水。山以凤岭、秦岭、太白为最有名。这 些古老的山水间，常有外人足迹。一天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的领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国矿师高士林到终南山打猎，猎获两头野牛，回到长安见我。那时新督署尚未落成，即在我住的帐篷内会见他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们到终南山行猎，曾和谁关照过，领到许可证没有。他们却很率然地答说，他们打的是无主的野牛，所以用不着通知任何人。我觉得这事应该教训教训他们，告诉他们说： “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呢?你们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行猎，就是犯法的行为，你们知道么?” 他们说：“我们此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明明写着准许携带猎枪字样，可见得我们行猎已蒙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会是私自行猎呢?” 我说：“谁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么?若是准许你们携带手枪，那你们岂不要在中国境内随便杀人了么?” 两人之中，高士林最为强横。此时那位美国人安德思自知理屈，已经默默无言。英人高士林却仍强辩，他说道： “我在中国已经十五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许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上也没不准许外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 我问他道：“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难道又具有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吗?你十五年没有遇到过官府禁止你行猎，那是他们睡着了。现在我为陕西的地方官，我却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维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你不可!” 安德思看见情势不佳，连忙向我认过谢罪。但高士林仍是不肯屈服，哓哓不休地狡辩着，简直不可理喻。我站起来，大声喝道： “别的话都不必说，我现在要你负赔偿之责!否则决不放你出这道门!” 他问如何赔偿。我说你把我们的活牛打死，现在就要你们把它们弄活，送回终南山去，否则一定不放你们走开。安德思知道闹僵，把高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半晌，高才软了下来。两个人说，他们行猎，自当邀我准许的，只因他们来时，正值我忙军事，所以未及通知，这的确是他们的过错。现在野牛已经打死，没法弄活赔偿了，只有请我饶恕他们这一次，以后再不蹈犯就是了。我笑道： “你们知道这么说，早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不服理和法，定要强硬相待，才肯软服呢?试问在你们自己国内容许外人这般胡行胡为吗?”因告诉他们，这次的事姑念初犯，不予深究了，以后再不许有这样的行为。说了一顿，才把他们放走。 有一天，我的一位亲房嫂子到陕西来找我。在我家穷困时，她曾竭力资助过我的祖母。第一章中，叙及我父亲考中武庠时，报子报来喜讯，我祖母无钱开发，幸赖一位嫂子送了米和鸡蛋来，才打发了报子出门，说的便是这位嫂子的事。现在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听说我已做了陕西督军，特地带着她的孙子由家乡巢县远远地跋涉前来，要我为他的孙子谋一优美的差事。论事情她是我的亲族，又是有恩于我家的人，我应当好好偿其所愿，以报我的私恩。但我知道她的孙子并不是有能力的人，即有能力，我亦当回避，以免生出弊病。所以我和她说：“你若有什么特别困难，我一定设法帮忙。若愿意在这住，我可以替您找房子，要是子弟要上学，我也可以筹款供给。可是若要将孩子送在我署中来，闹个一官半职，那万万不可以啊!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能拿着公事来报答私恩，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原谅我。”我这答复给了她一个失望，仅仅送了她一些路费，让她带她的孙子回籍了事。这以前，有一位堂弟来找我谋事，我送以树秧数千株，令其回乡安理本业，永远不要做非分之想。因此巢县的乡亲，都不满意我，又有许多人骂我矫情，骂我故意以此鸣高。关于用人的意见，和重用乡亲本家的病害，在我的书中一再言之了。总之，我宁愿叫亲戚本家骂我，不能叫全国人民指责我；宁愿叫糊涂人骂我，不能叫有知识的明白人讥笑我。那种以公报私的事，我非不能做，实以读了些书，见了些事理，又受许多朋友们的多年指教，使我不忍以国家大事为徇私情的儿戏耳。 我在陕督任内，最感不合理的一事，就是看公文。每天早晨起来，案子上便摆着二三尺高的“等因奉此”的公文。这些文件表面上堂哉皇哉，其实百分之九十都是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关于批阅公文，向来有两种办法：一是交给别人代看，一是自己亲看。托人代看，即不能眼到心到手到，不但心里不能自安，事实上往往会发生病窦。如果亲自动手，则自己尚有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管理军队。倘终日忙于案牍，把军队的事丢到一边，那算得什么督军?我为这事很觉踌躇，结果仍是要发奋自己来看。我努力试验了几个月，每天一早起来，即与秘书长陈经绶、参谋长刘骥和军务科长石敬亭四个人同看，直看到晚间七点，还是看不完。看得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既被荒疏，而于行政上亦未必有所补益。我觉得这种官僚制度，非加以改革不可。其不合理有二：一是叫军事负责者将其本分之事抛弃，而日劳于案牍；二是叫人耗费精力时间于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上面。两者都是行政制度的大问题，实在不可忽视。 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北方的原野上又弥漫起阴沉的战雾。原来直皖战后，奉军即替代了倒台的皖系地位，与直系渐成对峙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因其鹰犬皖系既倒，即又拿起奉系，以为它扰乱中国攫取权利的工具。可怜军阀们只知自己眼前的一点权势和利益，哪里想得到国家民族的危险! 奉直两方开衅的导火线是梁士诒组阁的问题。梁氏组阁是以替奉筹款为条件，因为若要直系政府站得住，则非使奉军不得入关方可。梁既甘心为奉系效力，奉系即以武力撑其腰。梁士诒的确是位能手，他为要向日本筹借巨款，献忠于他的主人奉系军阀，不惜在华盛顿会时，将山东问题对日让步，又借口财政困难，发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债。媚日误国的行为层出不穷，若不以断然手段将他击倒，则其为非作恶将不知伊于胡底。酝酿至四月二十八日，所谓第一次奉直战争终于在直隶北部爆发了。 梁士诒的行为是我深所反对的，张作霖倚仗日本撑腰，恬然无耻地要出兵保护他，尤为所切齿痛恨。由于这个原因，我即毅然决心愿以全力帮助直系对奉系作战。当时致电曹、吴，说明愿意参加讨奉的诚意。可是曹、吴复电，却调我坐镇后方，反将刘部开上前线去。这个调度，使我非常诧异。那时刘的部队分驻二十余处，若要集中，至少也得二十多天。曹、吴非不知情，何以竟如此决定?原来刘能得曹、吴亲信，是有缘故的。他善于送礼，有逢迎巴结的本领。举一例言之。当洛吴做五十岁生日时，刘送了八十多把万民伞(每连一把)和许多金银古董，而我却本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送了一罐子凉水为礼。一罐子凉水当然比不过金银古董，因此我说话就不能生效力了。 但作战不是儿戏鬼混的事，到了所需要的不是送礼的本领所能满足时，洛吴终于急电请我出兵了。我既然决心为国锄贼，自不能以小事而生意气，接电之后三小时内，我即动员部队向潼关开发。 临行送一信给胡笠僧，我说我为参加讨伐媚日祸国的张作霖，现在离开陕西了。你若要争权夺利，可和刘打；若要救国，请你和我同来。及至我到了潼关，胡笠僧的复电来了，他说： “你放着督军不干，要去参加讨奉战争，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我敬佩无既。我不过一个师长而已，打仗也丢不掉的。你既去讨贼，我自愿率部追随在你之后，同向为国奋斗的途上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