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青峨记游
| 蒋先生催着我出去走一走，我就请了假到成都。住在一个外国朋友密司莫耳家里，她是纽西兰(注：即新西兰。)人，七十几岁的一个老姑娘，她在宜昌传教有四十多年，专做帮助人的事。这位老人家真是努力不懈，爱人如己。她家里住过一个中国办外交的人，娶了一位英国女人，生了四个女儿，这个英国女人得病死了。这个中国男人就把第三、第四的两个小孩交给密司莫耳替他照顾着。小的八个月，大的两岁，那两个大的十岁的、八岁的就带到重庆。不料，这位中国男人在重庆得了白喉病死了。两个孩子呢?就在重庆给了天主教堂了。两个小的呢?就跟着密司莫耳，后来两个都在大学里毕了业。一个是嫁了民生公司的一个工程师，一个是嫁了一位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有小孩，照的有相片。看外国人做的事，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所做的事，真算是爱人如己，没有法子不敬佩人家。他们所以能有这样的行为，全是受了基督教的感化，我确实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进步的宗教，并不是只拿着迷信来欺骗人。我问到密司莫耳你什么日子的生日?她笑而不言。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明天就是她的生日。” 我说：“那很好，我要替我们中国人感谢您，要来给您做个寿日。” 我给她写了一副寿对，又把密司莫耳的朋友请了来，中国的外国的都有，两桌，还为她唱了贺寿的歌，给她写了许多的“寿”字，用红纸粘了满院子，看去是很热闹，朋友们都很高兴。 密司莫耳对于宜昌逃难来的人，她都特别地招待，她没有多少钱，还给他们炖了两大锅肉，请了一二百位逃难的宜昌人，来到她那里吃饭。说起来莫耳也是逃难来的，她还肯干这个事，我们中国人，大银行家、大资本家也不少，哪一个人肯请一桌穷人、两桌穷人来吃饭呢?何况一二百人呢?这都是基督教的精神。这位老姑娘七十多岁了，还教英文呢!好多军官学校的教官、学生都来跟她学英文。我看，我们中国人一到五十岁就说：“我老了，我老了!”还说：“我什么也不要了，我就有个好木头就得了。”柏木的不好，还要杉木的；杉木的又不好，还要楠木的；楠木的还嫌不好，还要阴沉木的；净板的还不好，要花板的；薄了的不好，还要厚的，厚了又厚，沉了又沉，抬的人都没法子抬。看看这老人家，眼看要八十了，还在那里教书，挣了钱来呢?净来帮助穷人。这样比一比，就知道我们该当怎么样了。 我到灌县去，在半路上一个茶馆里喝杯茶，见有几位四十多岁的人在那里洗脸，大家用一个脸盆，还是一块手帕子。有一位先生吐痰就吐了满地，我见有二尺见方那么一大块，就在屋子当中，这实在太不卫生了。我叫人到外头买了四个痰桶来，送给这个老板。茶馆的老板看了这四个痰桶，好像是莫名其妙，我告诉他说： “这是不要钱的，白送给你的，盼望客人们吐痰吐在这痰桶里，不要吐在地下。” 半会儿他才明白，我想一定被文武官和穿军衣的人们把他吓怕了，不然他怎么会发愣呢? 我到了灌县，看了都江堰，工程真是伟大!这是秦朝时代的人民留下来的福利。到了二王庙，老道找我给他写门前的一个立匾，我就给他写了三个大字。到了青城山，这里有天师洞，当家的姓彭，是贵州人，为天师洞这个庙出了大力，把几幢大房都收拾得崭新。并且从山下边一直修到庙后头，一处处的尽是亭子，三角的、四角的、五角的、六角的，一直到八角的、十角的，一个一个都不同，有长的、圆的、方的，是用带皮的松树、柏树做柱子修成的，顶上都是树皮的，既雅致又美观。我问： “老道，你怎么出的家?” 他说，他有一个表兄，比他大几岁，他那时候才十二三，表兄对他说：“在家里上学多难过，你把你爸爸柜子里的银子偷两个，咱们出去学仙去吧。”他就听了他表兄的话，他把他爸爸的银子五十两一个的拿了两个，两个人偷着跑了。走到遵义这个地方，到了夜间，他这位表兄又把他这银子都偷跑了，光剩下他一个人，他有家不能回了，上哪里去呢?哭了一天，听说有个青城山，他就来这里，受尽了辛苦，后来书读的还不错，字写的也好，还会弹七弦琴。到第二次，我再到青城山，这彭老道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呢?有人告诉我说，他喝药酒喝多了。酒这种东西就是毒，看吧，叶楚伧这人多好啊!生喝酒喝的去了两根肋条骨。记得我到合江县的时候，合江县的最好的秘书是喝酒喝死的，他喝茅台酒喝得太多了，一抽烟卷鼻子里就冒火，鼻子堵上就从嘴里冒火，嘴堵上就从耳朵里冒火，这位秘书先生就是这样烧死的，看这酒多么害人!我记得老舍先生割盲肠，大夫说：“你这胃向下移了四寸，都是因为喝酒喝的，若再喝酒，恐怕就要出危险了。”因此，老舍先生就把酒戒了。先贤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我就说“后世必有很多以酒丧其身者”。我记得以前美国戒过酒的，不知道为什么又开了戒了?也许是因为偷着喝的人太多了。人家不承认自己自杀自己，可是仔细考查起来，一百个里头，总有九十几个都是自杀的人，不过有用钢刀的，有用锡刀的，还有用木刀的，这样拿个大木头抹自己的脖子，当然一天两天死不了，日子长了，没有不死的。 彭老道找我写字，我给他写了一篇，后来他刻在石头上，刻得还不坏。他那里有一个老头石匠，刻字刻得细极了，那真有一种清净无为的精神，他真是不慌不忙。我到了后边大殿上，看见有个大匾是王铁珊先生写的“忠孝神仙”四个大字，写得很圆匀，很好。有一次我讲话，就是拿“忠孝神仙”四个字当题目的。彭老道对我说，王瑚王铁珊先生做灌县县长，有许多使老百姓永远不能忘的故事。有一次，一个人偷了人家一头牛，丢牛的人告到王大老爷那里，铁珊先生恐怕不容易破案，他就自己亲自下乡去私访，后来把牛找着了。他问偷牛的那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为什么做贼偷牛呢?小伙子说：“大老爷，你跟我去看一看，我的老母亲病得不能动，买药没有钱，我没有法子了，我才做贼偷牛，我只要有点法子，也不会做贼的。”一面说，一面哭。铁珊先生看他母亲实在病得不轻，就把这个牛还了那个牛主人，又对偷牛的小伙子说：“我给你二两银子，以后不许再做贼。”那个丢牛的主人就不愿意，非叫铁珊先生把那个偷牛的孩子治罪不可。铁珊先生说：“这个小伙子将来会成个好人的。”到了后来，这个小伙子很发奋，并且是勤苦耐劳，乡间的人都佩服他悔过自新，到了三四十岁，尽做地方上的公益的事情，老百姓们都说，这是王大老爷成全出来的一个人。铁珊先生在这里做的好事，很多很多，我不写那么些，就写这一条，就知道其余的事了。有人说，清朝的县官是父母官，民国的县官是什么呢?应当是儿女官。父母官应当爱民如子，儿女官呢?应当孝民如父如母。说起来伤心得很，这些做儿女官的人，都跟败家子一样，不但是打爹骂娘，并且把父母赶出来，把家业侵吞了。 离天师洞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圆明寺，我到那里看看，有吴先生、徐先生，还有美国的葛先生。他们有许多同道在那里翻译基督教的各种经典，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我很佩服他们做的伟大的工作。同时见到章申、徐达道两位青年，他们俩说，他们要结婚，找我证婚。我说： “很好，我愿意当这个差事!”我问他们，“你们在哪结婚?” 他们笑着说：“还没有找到地方。” 我说：“在庙里好不好?” 他们说：“不成，因为老道同和尚都不愿意。” 我说：“在树林里好不好?” 他们俩说：“太不好看，恐怕人家笑话。” 我说：“天师洞后边有省政府给林主席盖的别墅，我给你们借一借好不好?” 他们高兴极了。那个房子是新的，可是里边桌椅都没有。我在天师洞借了些桌子、椅子，找了些人搬了去，又给他们写“双喜”字，在房子里外贴满了。到了第二天，他们是十点钟结婚，许多外国朋友、中国朋友来了二三十位，徐宝谦先生赤着脚，穿着草鞋，打着雨伞来了。行完了礼，我还讲了几句话，后来在外面照了相。这两位青年都是很规矩、很热诚的。徐达道在上海医学院毕了业，当了医生。他的哥哥在甘肃做事，年轻人很认真，不知不觉间得罪了人，说是被特务刺死。徐达道因为这件事得了一种神经错乱的病，到如今好了没有还不知道，我是很惦念他们的。 我在天师洞住着，有一天，下山去赶场，走了五六里路，从后面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扛着一条扁担，问我说： “先生在天师洞住吗?” 我说：“是的!” 他说：“听说我们与日本人打仗是不是?” 我说：“是的!一点不错!” 他说：“在日本国里打呀，是在我们国里打?” 我说：“日本鬼子到了宜昌，你怎么还问在哪里打?” 他说：“听说我们有一位蒋委员长指挥军队打仗是不是?” 我说：“是的。” 他说：“蒋委员长在上海指挥呀，还是在北平指挥呢?” 我说：“他在重庆哟。” 老头说：“重庆离上海不远吧?” 我说：“离内江不远!” 他还问了许多话。我觉得老先生很好打听点国家事情，可是我们真惭愧极了。我们有宣传部，有内政部，有教育部，我们做的什么事?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我们不把老百姓应该知道的事告诉他们，这算是太对不住人。自己摸摸良心问一问，一定觉着不安。 我到了上清宫看一看，也是正在修建。蒋先生在那里写了三个大字叫“上清宫”，老道找我给他写几个字，我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他就刻在门口石头上。在这里我见到了章嘉呼图克图，他的庙本来在多伦，他现在是中央委员。他是四个活佛中的最末的一位，头一位是达赖，第二位是班禅，第三位是外蒙的哲不尊班巴，第四位就是章嘉呼图克图了，他们算是喇嘛教里地位很高的人物。这位先生看上去很通达事物，每天除了念经以外，便是拜佛。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伟大——有革命党，有无神派，有大喇嘛，有活佛，有资本家，有劳苦大众，无一不有，这才叫作社会。读书的人总想把社会弄得同刀裁一样的整齐，实在说来，没有这回事。世界上的事多了，有好吃甜的，有好吃酸的，谁也不能掐住谁的脖子，硬叫他做什么，那是不成功的。硬来的人只有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的少壮派，结果，把人民害死了许多，把国家也给弄亡了，谁想走他们的老路子，谁就一定倒霉到底。 天师洞下边山口外面，有一个大庙，是范长生(注：一名延久，又名九重、文，字元，十六国时成国大臣。青城山天师道首领。)祠。这个老先生真是一个忠贞的模范人物，刘备和诸葛亮在成都的时候，请他到成都去，他不去，愿意在山里读书，后来邓艾(注：字士载，三国时魏将。)他们来了，占了成都，阿斗(注：名刘禅，字公嗣，小字阿斗，三国时蜀汉后主。)投降，蜀汉亡了。在这个时候，范先生就带着许多游击队同邓艾他们打，打了很久，所有成都这方面的好人和思汉的人们都到灌县青城山这一带来了，他们的口号是“至死不投降，邓艾见了没办法，他就同范先生划界为守，谁也不犯谁。有人问范先生，为什么刘备找你做官你不去，他们亡了，你倒替他们打起来了。范先生说：“不做人家的官，要替他打抱不平，这才算是人，若是非做官不可的人，那他也未必敢同敌人抗到底，我们这些游击队就是不要官不要名，愿尽为人的本分。”那个时候，范先生已经七十多岁，须发皆白了，尚且有这样高尚坚决的主张，真是我们后辈人的好模范。 都江堰是秦朝姓李的父子俩做成的，这李冰的大名谁都知道，可惜的，他们起名叫大王庙和二王庙，似乎是不大妥，乍一听好像是兄弟俩一样，若叫老王、少王似乎是好一点。这里有一道竹索桥，是由碗口粗细的竹索几十道在两岸拉紧，上面铺上木板，走起来，当然是摇摇晃晃，可是抬滑竿的、背柴的，来来往往的人们络绎不绝，在北方和别的地方没有看见过。这种完全国货做成的大桥，假若有专门家，有些富裕的钱财，一定会把它改良又改良，做到很稳固而又很保险的程度。 由青城山到二王庙，路不过几十里，大庙小庙很多，许多神话，许多迷信的话，叫有知识的人听见，真是把大牙笑掉。 在这里不断地看见背背篓的和走路的人，像藏族同胞的打扮，帽子、鞋子和穿的衣服都同西藏同胞一样。假如在这些地方设几个很好的机关招待他们，或者教育他们，用种种法子帮忙他们，只要是用人用的得当，我想一定办得很好。这些地方，是做这些事情的最好地方，怕是有许多人没有注意这件事，现在若是下手做呢，还算不晚。 对于西藏的办法，我们是沿袭清朝的办法来的，那个办法，当然同三民主义的办法差得很远。清朝的办法注重在几个活佛和王公身上，他们不注重民众。三民主义的办法，乃是以人民为主的，是以大多数民众、农工大众为主的，两个相比，一个是为少数的人享受快乐，而奴役大众的；另一个呢，是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为个人的。我们今天对于这一点，可说是一点也没做，可惜!可惜!这里摆着这样一个好地方，很可以来实验实验，这个机会千万不要再失掉过去。 在这里听到说，禹王的家距这里不甚远，于右任先生还到那里看过。有些人，乱搬弄自己有学问，硬说大禹不是个人，是个什么虫子，这真是任意毁谤。不论对不对，只要他能乱说，就有人信，这不是倒霉是什么。中国人这些年来，实在是正在倒这个霉。圣经贤传上有根据的东西，硬设法子说它胡说，这样一来，他就算是言人之所不敢言，道人之所不敢道，他算有了新发明新发现了，这不是怪事是什么呢? 在灌县见着一位梁先生，叫梁仲华，河南人，他是专办乡村教育的。他同我谈到王铁珊先生，他很佩服他。他又说到一位焦先生，是山东人，也是一位翰林。他从山东到北平赶考的时候，都是替别的赶考人推车子，坐车子的人没有考中，推车子的人反倒考中了。后来他到陕西来到任，又是推着车子，一边放着行李，一边坐着他的太太。到了长安东门，把城门的人不让他进去，说：“你这逃难的人，应当在城外住，不要进城!”焦先生说：“我是来到任的，不是难民。”把门人验了他的凭据，才准他进城。到了城里头报了到，又因为应酬不好，很久他才弄到了一个潼关厅(注：在陕西省东部，渭河下游。清朝时为潼关厅，一九一三年改为潼关县。)，真是够冤枉了他。这一年正赶上大旱，他报告上去，请求放赈，几次都驳回来，说是还不到时候。他看到百姓渐渐撑持不住，就不顾一切地开仓放起赈来，他说丢官就丢官，被参就被参，只要百姓都活着，自己什么都不怕，命也不要了。他坐在仓门口，三升五升地眼瞅着放，救那些真正穷苦的。这两个月的工夫，救活了许多百姓。后来他得了重病死了，没有钱买棺材，百姓们来了几千，替他买了棺材，发送了他，还不算，又给他盖了一个焦公祠。这样的不怕死而为百姓谋福利的官吏，民国以来有几个?不说太少，恐怕就没有。 我听了梁先生这些话，对于这位焦先生真是佩服到万分。这位焦先生的祠堂，真是应当好好地保护，好好地修理，并且应当把这段事实写得清清楚楚，刻在碑上，老百姓们好永远不忘他的大恩大德，文武官吏看了也可以作他们大家的一面好镜子。 又同梁先生谈到安徽孙家鼐(注：字燮臣，清末大臣，状元出身。与翁同和同为光绪帝师傅。)中状元的一个故事。他的老师叫苗沛霖，是蒙城县的。他中了状元回到家里，要请老师吃饭，请了本府的府官、本县的县官作陪客。客到齐了，孙家鼐就请老师坐上座，老师不肯，说：“有知府在这里，自己不敢坐上座。”这位老师就同这位知府大人互推互让起来。很久的工夫，县官就在旁边说话了：“还是府台大人坐上座好。”一面用手指着这位老师说：“他怎么能坐上座呢?”说了第一遍又说第二遍、第三遍，这位老师生气了，说：“我教的学生中了状元，我怎么不配坐上座呢?我让府台大人坐，是我的礼貌，你怎么说我不应当坐，你为什么看不起我?简直是侮辱我!”越说越火，他带的有民团，马上叫进了一二十个把县官绑起来，要杀死他。孙家鼐吓得磕头如捣蒜，直说：“老师你把县官杀死在我的家里，我怎么得了。”苦苦地跪在地上哀告，这位老师才息了怒，指着县官说：“我饶你的狗命。”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老师回到自己家里，亲戚朋友都来问他说：“你的状元学生请你吃饭，吃的什么好东西?”这位老师说：“什么好东西也没吃着，吃了一肚子气。”就把刚才绑县官的事说了一遍。有人说那还得了，灭门的大祸就到了，他一个折子奏到北京，就非抄你的家不可，这简直是放虎归山，不得了了。这位老师一听，对呀!马上带了一二百民团，跑到一个要道口上等着。不大会儿的工夫，县官坐着轿子过来了，真是一声吆喝，就把县官从轿子里拖下来，把个脑袋砍下来。从此长江以北的几十万土捻子(注：指“捻军”，系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就起来了，杀了很多的人，从蒙城一直杀到天津附近，震动了北半天，曾(注：指曾国藩。)、李 (注：指李鸿章。)二位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剿平了。事情闹到这样大，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让座这一点小事。 听了梁仲华先生这一段话，我觉得凡事要谦逊，要和平，不应当乱说话，不应当讥刺人。看苗沛霖就是因为被人看不起，一怒闹出这样大的事来，可是那个县官也因为随便说话，把命闹没了。先贤说的“谨言慎行”，里头有很深的道理。 我回到成都又到峨眉山去，路上经过彭县城郊附近时，看见一个碑，上面写着“张纲故里”。张纲是汉朝的一位大人物，并且是个刚正的人，人人佩服他，所谓“方马埋轮”就是他的故事。又说了“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说这句话的人实在可佩服。还有一个碑上写着“李密故里”，这就是上陈情表的那一位，因为他在蜀汉做过小官，就不愿意再在晋朝做官，他把他良心里要说的话，细细地写出来，令每一个人读了都深受感动。他先有了纯忠纯孝的心，又能实行，才能写出那样的文章，留传千年。往前不远，又是一个石碑，上面写着“老彭故里”，相传说，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那位老彭。有人说他活了八百岁，这也不敢说他能活那么大的岁数，只是讲究卫生，能少吃能多动自然老来少病，没有病怎么死呢?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就出发了，那是怕人家来送我的缘故。走出去四十里，有一个镇子，想煮点面条吃。副官去问一个老板可以不可以，老板说： “还没有生火。” 副官说：“你不是正在生火吗?” 老板说：“没有油。” 副官说：“我们自己到外边打油好不好?” 老板说：“不好。” 我说：“他既然不愿意，我们可以另找一家去煮。” 这时候，从那边跑来一个人，好像是镇长、保长的样子，到那老板的耳边咕叽咕叽，说的什么，我听不见。那老板转过脸来笑了说： “就在这里给你下面条好吧?” 就这样，欢欢喜喜地在这里吃了一顿饭。后来知道，这里同县政府是通电话的，那一定是县长打了电话来说冯某在这里过，他才转怒为喜。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就因为无缘无故挑的恶感太多了，本地人感到外乡人老压迫他，使他们难过才有这种情形，这种情形还是很普遍。有人说四川人排外，我说不对。你看刘备，关公、张飞、赵云、诸葛亮都是外省人，四川人不但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信仰他们，就是他们死了后几千年到如今，还是有庙有碑来纪念他们，来祭祀他们，永远地不忘他们。若说是他们纪念外省的好人，排斥的是外省的坏人，倒是公道的。四川人的文化比别省人的文化高一点，这话倒不假。别省人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别省人忘了的事，他们忘不了。就拿彭家珍炸良弼来说，这是多么敢干的呢!还拿杀赵尔丰和端方来说，不是那样，哪里有中华民国呢?四川人大多数是有知识的，有良心的，有血性的，有硬骨头的，这是不可不知道的事情。 这一条路上正在修飞机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出来做工，几十万人在一处修飞机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的事，真算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到了峨眉山的根了，保定府人说是山根，四川人说是山脚下。我记得在天津大沽口住着时，若有南港来的人，一见面就说你上来了吗?若是有了由大沽到南港去的人，见了面就说你下去吗?这上来下去就是这种话。有些人不懂的，听人说他是山脚下人，他就以为是骂他，这是不对的，这完全是误会，不应当有的事情。这里有个报国寺，四川大学在这里，光安徽同乡大学生就有一二百，教授也有一二十位。这些大学生们，住在野外深山古庙里读书，真是太好了。这也是因为敌人轰炸，没有办法才搬出来的。同乡们找我谈过话，我很喜欢跟他们谈话，他们都是天真烂漫。这些青年都是国家的珍宝，将来都要担负为国为民的重大责任。这里的校长是程天放先生，他住的外间屋里有七座金身的大佛。我问程先生： “这七座大佛是什么时候人?叫什么名字?” 他说：“不知道。” 我又问：“他们当佛爷是被人选举的还是被派来的，选举是什么地方选来的，派是谁派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不晓得。” 我又说：“我们中国信佛好多年了，还没听说哪一个人成佛。印度亡了国，倒有这些佛出来，我们中国反倒一个没有，这你说公道吗?是不是我们的政府下个命令，也派几个人当佛爷呢?或是由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几个死的活的来当佛爷呢?” 程先生笑起来，我也笑起来。这庙里有个和尚叫果玲，他是安徽桐城人。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他搬着他父亲的灵柩从西康来，走到这附近，正赶上杀赵尔丰的时候，他不能走了，没有办法，出了家。后来又出去当兵，当书记，当参谋，以后又回来当和尚。前些年中央的军队赶共产党到峨眉山来，所有的人都跑了，不敢露面，他是当过兵的和尚，当然不害怕，他就出来帮着军队烧火煮饭，找桌子板凳。办峨眉训练团的时候，他又招待过蒋先生，从此大家都恭维他，他就当起报国寺的方丈来了。 有一天，安徽同乡大学教授凑了八九位，一家做一碗菜，那就八九碗了。这位果玲和尚也是安徽人，他就添了一碗豆花，还请了程天放先生陪客。吃饭的时候，听说重庆有电报来，要开六中全会，程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 “是的，不但去，我还要提个案子。” 他们就问提个什么案子，我说： “提一个救救和尚的案子。” 他们说：“怎么讲呢?” 我说：“和尚凡是愿娶女人的那让他娶女人，不愿意娶的就随便，这样岂不救了和尚。” 果玲在旁边说：“真是好案子!真是好案子!救了和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说：“案子好是好，要是从报国寺回去提这个案子，恐怕别人说我受了果玲大和尚的运动吧。” 大家都笑起来，我就作了一首《救救和尚》的诗，写在这里： 救救和尚 峨眉山，真是奇，庙宇破败无人理； 峨眉山，和尚住，穷的穷来，富的富； 峨眉山，真有趣，和尚彼此生闲气； 峨眉山，真堂皇，许多和尚脸发黄； 峨眉山，和尚安，不谈抗战谈修仙； 峨眉山，有七层，和尚不妨娶女人； 峨眉山，李花白，和尚娶妻有着落； 峨眉山，桃花红，娶妻省得胡闹腾； 峨眉山，茶叶绿，有妻才有好约束； 峨眉山，水不死，释迦牟尼有妻子； 峨眉山，石头青，和尚有妻才正经； 峨眉山，和尚好，国家大事多不晓； 峨眉山，有佛光，穿愚无告我心伤； 不可骂，不可怪， 须把和尚当作子弟爱， 和尚是国民，都不是外人， 能有好教育，便可成万能。 和尚是同胞，我们不能袖手瞧。 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 有的走错了路，我们岂能袖手瞧。 我要到峨眉山去看看，雇滑竿太贵了，没有办法，只可走着。有的四五里地一个庙，也有的六七里地就有一个庙。每个庙里都有看庙的，他们为了弄几个香钱，就造许多谣言出来，说是某神有什么灵验。你听吧，说的同真的一样，你一不留神，就被他们骗了。我走到大峨寺，看这个庙很大，树木也很多，就是太腐败了。到处乱七八糟，尘土很厚。出了庙门不远，就是一个圣水寺，有一个和尚，看那样子有五六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像画的老头一样。这里水好，又有木头盖的几间新房，我就住在他这里。这个老和尚说，他就是大峨寺的和尚，因为大峨寺的和尚分两派，都在那里争着卖树，要打架，并且要打官司，他就躲出来，重新修理这个圣水寺。抗战以来，重庆一带用的木料太多，就有许多商人到峨眉一带买木料，砍了许多树木，利用大雨的时候往下冲，冲到河里时，再编成筏，编成排，运到重庆，可赚很多的钱。因此峨眉一带的树木，砍伐太多了，若不赶紧补种，不但景致没有了，连木料也不够用了。 因为白天出汗太多，这一夜睡得太好了。第二天，醒了又睡，简直睡不醒了，同我去的朋友，都以为我是病了。走了五六十里的上坡山路，累过了，出汗太多，一直睡了一整天，这才恢复了。就在这里，坐了滑竿回到报国寺，是沿着一条有水渠的路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