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督练新军
| 有一天奉到命令叫我督练九十九军、三十六军、十八军，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组织，就调了几个朋友来帮忙，先从重庆起。三十六军军长叫江纯，他这军队驻在重庆附近，分了几十处住，在沙坪坝离南开中学不远的地方。我是先来训练官长和班长，把《官长救国十问》和《士兵救国问答二十八问》问过去问过来，他们觉得很稀奇，我倒觉得这是救国的根本大计。看这些官长、班长，精神还不错。操练完了，又对他们讲完《国仇问答》，有的是摩拳擦掌，也有的是咬牙切齿，还有的是痛哭流涕。这种敌忾心的激发，实在是很重要的。我把《国仇问答》等书印刷了许多本送给大家。有一天我训练完队伍，要去看病人，那个团长竭力地说：“不必去。” 我说：“训练队伍主要的还是看病人，非去不可。” 他说：“离这里远。” 我说：“不要紧。” 他说：“一上一下的坡子太多。” 我说：“也不要紧。” 他说：“正下着雨。” 我说：“更不要紧。” 就这样，他领着我去看病兵，他指给我，就在那个房子里。走了四五里路，一上一下的路很滑，好容易走到那个地方，一问，他那一连不在那里住。这位团长脸通红，说： “原来在这里住，不晓得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我说：“没关系，再找一找。” 又走了四五里路，找了两个地方，这次找着了。十几个病人，穿着棉裤袄，就躺在那稻草上，什么也没盖，有七八个都是脸烧得通红。我摸摸他们的头，问他们吃什么东西没有?想喝水吧?有医生给看过没有?我问了没有几句话，这些孩子就哭起来了。说自从病了之后，就没有人看过一回。我对那位团长一点也不客气地说： “蒋先生把这兵交给你们了，你们应当带兵如带子弟一样，你的儿子病了，是这样待他吗?你的兄弟病了，是这样待他吗?带兵不得兵心，你怎么带了去打仗呢?” 我把他狠说了一顿。我觉得带队伍，这样办法要去跟日本鬼子拼命，是万万不能成功的事! 又有一天，在土桥看一个团部，有一间屋子。我把一切表册一本一本地摆开，什么军装、军械、杂械，教育的预定表、实施表，官长的、士兵的各式各样的表册，真是应有尽有。这跟我在清朝时代二十镇预备校阅的时候那一套是一样的，那是欺骗清朝那些王子、王孙、贝子、贝勒的，想不到今天又弄开了这一套。这是抗战的时候，是讲实在的东西的时候，这一来把营里的书记和司书可算累死了，一点实在处也没有。正要去给队伍讲话，我在院里站着看见一个岗兵，十八九岁，长得很雄壮，很饱满，看他拿的枪是崭新的一杆好枪。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资中人，问他来了多久，他说十个月了。我说： “你定一个标尺六百米。” 他说：“我不会。” 问他：“为什么不会呢?” 他说：“没有学过。” 我往墙角一指：“你测一测，到那墙角多远。” 他说：“有十四步。” 我问：“是单步是双步呢?” 他说：“单步。” 我说：“你步一步看看。” 他步了三十步，差了一倍还多。细一考查，他们就是没有训练。 看这样子前方正打着仗，后方练了十个月的兵，有很好的枪，还不会定标尺，这叫什么练兵?我对他们的官长们说： “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你们全军的官长，若不真实地有一种觉悟，恐怕打起仗来要吃大亏的。” 有一天，我看三十六军的营对抗演习，到了土桥跟前的一个大石桥上坐着。忽然从一边来了两个老头，对着我笑嘻嘻地尽看。我说： “老先生你看什么?” 他说：“我看您像……您是不是冯先生?” 我说：“我是冯玉祥，你怎么认识我呢?” 他说：“我在报纸上看见过您的相片，今天看见您，我太高兴了，太走运了。” 我就把这两位老先生拉坐在我一边一个，都坐在石桥栏杆上，说话说得很投机。有一位老先生姓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前方军队里当参谋官，还有一个在军队里当书记官。我向他说： “重庆城里头轰炸得很厉害，我有些老朋友，在城里住着不方便，想在乡下找几间房，您能不能给帮帮忙?” 他说可以，这里有他家的一个祠堂，要不嫌不好，就可以搬到这里来。我马上就找副官同他去看，说定了一个月租金十四块钱。就这样，邓鉴三、王海门几位先生都搬到于家祠堂去住。这地方清静得很，并且离公路不很远。在桥头上坐着的时候，看见一个摆着小摊卖糖卖烟卷的女人，脊背上背着个小孩，两只手编着草鞋，自己还看着烟卷摊子，一身担着好几种任务，我说这也算是兼差吧!小孩子在她妈妈的脊背上只是哭，那个老先生问她：“孩子哭你听见没有啊?”那个女人说：“他不是哭啊!那是给他妈妈奏音乐听。”我们几个坐在桥上的人都笑起来了。母亲的恩似海深，这更足以证明了。 我在重庆这个地方督练了三个月，尽是看三十六军的队伍。我替他们担心到万分，重庆街上太繁华了，官长们在这个地方住着，容易受引诱，容易懒惰。还有就是住的地方太多，太分散了，不容易集合训练。又搭上没有大的操场。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本来应当去野操，可是这些官长怕一天在野外太劳累了。恐怕里头也有饮食的关系，营养不足。有形的精神实在不够，无形的精神更欠缺得厉害。我为国家担忧，也为中国的老百姓担忧。这军队不能打仗可怎么好呢?有一天，我把这话对蒋先生说了，蒋先生马上拿红铅笔写在纸片上，可见他很注意了。 我在这里乘船到宜昌去看十八军，沿路上一县一县地看看地方上的情形。长寿下边便是涪陵，涪陵上边有一个镇叫蔺市镇，高兴亚(注：时任冯玉祥的秘书长。)先生就是这里的人，我下去看了他老太爷。这位高老先生长得非常清秀，风骨棱棱，他革命几十年，家里被抄过好几次。现在革命成功了，老先生就躲在家里不出来，决没有一点争权夺利的意思。我到了涪陵，这个地方的学生正在赶校长，是个中学，学生们很激愤地来找我替他们做主。我请老舍先生、吴组缃先生和赖先生，代表我去给他们了事。这里有一位姓萧的，叫萧先生。也是国会的议员，有七十多岁，很关心国事。 到了丰都，这里有个训练团，并有一个很好的操场。我走到各县都找一种土产，就是蓝粗布印白花的包袱、窗帘、门帘、被面、褥面，各县的花色都不同，我选了有二百多种。有一次在巴县中学，还找了些朋友来看，就算是一个白花蓝布的展览会。还有好几位外国朋友来看的，他们觉得很稀奇。 我走到巫山、巫峡，看见那个地方可以刻几个大字，我写了六尺见方的八个大字：“踏出夔门，打走倭寇。”我叫刘副官致钧(注：时任冯玉祥的随从副官。)去同那里的地方官商量，一同办理。几个月的工夫，才把这个事情办成。 过了万县，到了巴东，听到说前几天由船上卸弹药。是用几块木板往下滑送，忽然嘭的一声响了，接着船上都着起火来，不但是几百万的弹药毁了，还炸死了很多人。可见办事的人，没有知识，不谨慎，不小心，是最危险了。我到了巴东，上了坡去看一看，太脏了，到处是污垢，到处是臊臭。抗战的时候，人们容易得病，就是这个原因。从长江这一条路，一路上都是空袭。早起空袭，晌午空袭，晚上也是空袭。用种种的方法来防备，还算好，跟着的朋友们一个也没伤着，这就算是很侥幸。离宜昌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古迹叫三友洞，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有几个人在这里。我在这庙的大殿上看了好久，这些人在这里办公，一个是太潮，一个是太暗。我在这个地方最高兴的是见了张难先先生、石恒清先生，还有湖北代理主席严重先生。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吃了一顿饭，是各人拿着各人的东西吃的。我看全国的主席、厅长也没有这样的。这三位先生真算是革命党，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为抗战打算，不是为老百姓打算，这真是爱国爱民的模范人物。这里看军队，又看阵地，把这阵地仔细看一看。花钱真不少，都不顶用，有的死角太大，有的目标太暴露，有的里边尽是水，不能进去人。我想，无论有多深的水，我应当进去看看。好，到了炮垒里头，存的水深过了我的腰，若是一个矮一点的炮兵，想是一定过了他的鼻子了。这怎么叫阵地呢?后来，过了有半年，听说办这个事的人，是一个姓蔡的，叫蔡继伦，湖北人，也是陆大毕业，是刘菊村的亲戚，被人告发了。他把国家给的款项都装了腰包，后来由军法人员问实了枪决的。这个人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就惹过一回大祸。那时他假借着国民军的名义，把江西督军方本仁在汉口公馆里的一切东西都给抄没了。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方本仁见了我的面，把这话告诉我，我才知道的。本要重办他，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北伐完全成功，陆大成立特别班，刘菊村就偷偷地把他介绍到特别班去了。我叫人去捉他，陆大的同学们还不满意这件事。假若那时候把他退了学，或者他不能担任宜昌的什么工程司令，也不至于把阵地都做坏了，更不至于有人告发他，他也就不至于死了。所以说“姑息养奸”，这是一点不假。若说公道话，并不是刻薄。蔡继伦的命，就是刘菊村过于姑息，把他给害了。为国家留意人才，实在应当注意他忠诚、正直、勇敢、信义，否则那结果是非坏事不可。我看见过许多有才的人，他不务正道，到后来把国也害了，把人民也害了，并且把他自己也害了。 我到江南岸看了几天队伍，张之江先生也来了，他是自告奋勇愿意跟着我到各地督练军队，还有刘允丞先生也跟着一路来了。在南岸看军队还是那一套，先问《国仇问答》，再问《救国问答》，再问《官长爱国十问》，家长、师长都跟着在一起。有十几个官长，每顿吃饭的时候跟我一块吃，都是我预备的。他们给预备的东西。我一点也不要，并且我领着他们唱了《吃饭歌》。现在我把这《吃饭歌》写在这里： 吃饭歌 这些饮食，人民血汗。 救国救民，不忘每饭。 日本强盗，全国之敌。 我们应当，拼命血战! 在这里看他们做一营的攻击办法，连尖兵出发等等的事，一层一层地看。有的很好，有的差一点，大致还算不错。有一天，看他们的单人战斗，都是些官长和班长，他们在利用地物的时候不大明确。有一个考得最好的，是在他们训练班里毕业的，我给他指了一个目标叫他利用地物，他却在坟头左边利用，奇怪不奇怪!我不明白他怎么考的第一呢?我给他改正，又给他细细地讲了一会儿，领着他们唱了几首歌。我看见一桩事使人不放心，就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一点也看不出精神在哪里。将来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不然养了一大堆人，一点事不做，怎么对得住国家呢?听到说好的也有，可是我没看见。 我们又到沙市去看一看，因为有命令给我，叫我察考检阅沿江各地的要塞。到了沙市，把各处的炮台看一看，跟宜昌一样的坏。这都是姓蔡的办的，枪决他真是应该的。一个人不诚实，不尽自己的责任，不自己察考自己，那怎么能做出好事呢?这个姓蔡的就是这样的人，自高自大，不诚实。好弄钱，结果得的是什么?枪决!并且耽误了国家大事。 在沙市看见王修身师长，他们这一师人精诚团结，勇往直前。自开仗以来。可以说是为国家牺牲最多、出力最大的一师人。我在这里夸奖了他们一会儿，官兵们都很高兴。后来听人说，我在这里讲话，还有人去报告，造了好多谣言，这些特务真是害人不浅! 在这沙市公园旁边，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楚国的宰相孙叔敖(注：即敖，字艾猎，春秋时楚国大夫。)的墓，前头还有一个碑。我对孙叔敖这个人非常佩服，不但是廉洁，而且谋国忠诚。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就上山打柴。若不是优孟对着楚王唱了“廉吏可为而不可为”的歌，他那后人恐怕免不了要讨饭。 旁边还有一个楼阁，人们都说这是关公读《春秋》的阁，所以叫春秋阁。当然是坏过多少次又修理的。一文一武，孙叔敖和关夫子，真可说是圣贤。假如地方上把这两件事大大地宣扬起来，叫民众喜欢来，喜欢看，一看就懂得，拿着这类模范人物来教育国民，那够多么好!若再把他们两位的小传编得详详细细，都是白话文，低价卖出去，凡来游览的都可得到一本，可以说这个力量大极了，可惜就是没有人办。 我从这里回到宜昌，又在这个地方讲了几天“抗战哲学”和“打胜仗的方法”。有一天，宋某对我说，先生讲的《孙子兵书》上“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孙子兵书》上没有这话。我说是吗?他说是的，他说他在泰山给高级班讲过《孙子兵书》。我赶紧把《孙子兵书》找出来，翻出指给他看，真有这两句，他没有话说了。我说，你还是陆大毕业的，不但不肯看书，更不肯读书，还好瞎说，这样你怎么还能教人?如何能为人师呢?把他说了几句，他笑着说真是没看见。 我心里想，不只是别人不了解我，就是我的学生，他也以为我是个“丘八”，说出话来，大概都是杜撰。他们不知道我在前四十年就把《孙子兵书》读了个烂熟，他们更想不到我的带兵方法，都是本着先圣先贤的教育来的。这样，他们如何不时时刻刻地、摇摇摆摆地跟风飘着一样乱动呢?他们不会有坚定的信仰，也就在这上头。 有一天，在宜昌的一个大礼堂里讲了话，到的人很不少。我讲的还是非抗战到底不可的理由，详详细细地跟大家讲了。我觉得这一次讲话，有许多人大受感动。我特别指出宜昌是最前线，你们若稍微一大意，敌人就来到了，说了又说，可以说是叮咛又叮咛。 我同刘允丞先生和张之江先生及一切督练的文武人员向重庆来，预先打了电报，叫他们把大汽车、小汽车都开到朝天门码头上等着。船一靠岸，我下来就上了车。也不过三五分钟，敌人的飞机就到了。我到了巴县中学的楼上，听到说三十几架飞机，就在朝天门码头轰炸，死了几百人。他那个船，因为开到别处去了没受伤，接我的一辆大汽车跑得很快，把些个案板、勺子都掉到路上。要不是有准备，这一次一定有很多朋友要遇危险的，这真是一件侥幸的事。 在重庆住了几天，就到贵州去督练九十九军。过桐梓的时候，那里的一位县长叫孔福民，山东人，在地方上办得很好，能吃苦耐劳，能与大家同甘共苦。我上次过此地时，曾打电报给蒋先生保举他，后来蒋先生明令嘉奖了他。 我到了遵义，正赶上有九位青年从上海来，要到重庆去，在车站上检查他们带着几本新书，便说他们是共产党，押起来了。他们托人来找我，说决不是共产党，他们都是爱国的青年。我听了这话，派人去说，结果县党部就把他们押到省城的党部里去了。 我到了贵阳督练九十九军，据军长跟我说，他这一军人分住了二百几十处，这还怎么督练呢?每天能集合的人，多则不过三四百人，就勉勉强强地训练他们。看那个光景，实在是不能打仗。兵是好的，官是好的，可是不能集合，不能训练，这还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每天上午训练完了队伍，就在野外吃午饭。午饭以后，又接着督练，真是大敌当前，若不赶紧训练，敌人来了怎么办!有一天，十月二十三日，是首都革命(注：指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班师回京主张和平，推翻贿选总统，电请孙中山北上，成立摄政内阁，驱逐清朝废帝。)纪念日，李协和先生也来了。我讲起十三年前首都革命的事和第一次国民军会议的事，黄膺白当总理，李协和当参谋总长，李晓园当陆军部长。就是这天午饭的时候，同九十九军的营长以上的官长会餐，一饭一菜一个汤，他们觉得很稀奇，可是李协和先生觉得特别有意思。 在这里，住在北城的一个什么地方，是三层楼。有一天，谷某忽然来了，他还领着三个同学，说是在哪个训练班毕业的，他们要到重庆去，没有路费找我帮忙。我说：“好，你们搬到这里来吧!”哪晓得他们四个人都长了一身的疥疮，我又叫医士找了朱式如在三层楼上生着火给他们搓疥疮，一二十天才给他们治好。后来，谷某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因为看着他父亲的面子，给他补了个排长。哪晓得，他不愿意干，开小差跑了。各处窜了一阵子，又跑到重庆来见我。我说：“你是逃官，应当捉住你枪决。”就把他吓跑了。这几年没听见信，忽然看见报纸上说，他在什么“停战小组”当中校代表。那我明白了，他已加入那里头做那个去了。急了嘛，没有路走，到哪里人家都不要，做什么呢?只可干那个。 为了国防，为了防备损害我们国家权利，这种人员也不能不要。可以换一个名字，更重要的是他管的什么事，权限有多大，应当有个明确的规定，不能像今天这个样子，哪里都有他们，任何事情都管，人人都不敢说话，这够多么危险哪!我想美国、英国决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这个娃娃当了排长开小差跑了，几蹦几跳当了中校，又跑到三人小组里头去当代表，这可以说一步登天。无怪乎青年人不走正道，要乱来，越乱来越有办法，越乱来越有用，并且有人重用。也许有人说这就叫革命吧!真是可怜到万分了。 说到那四个人长疥，经朱式如给他们烤，给他们搓，方才治好，可见军队里头离不开医药。为什么他们在一个训练班里会长了疥疮呢?由此就可知道，说大话下命令很有办法，临到做实事了，就没办法了，这糟糕不糟糕! 这一天是三十，晚上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在遵义救济的几位青年，在贵阳的省党部里，正在大哭，并且要自杀。他们在那里到底犯了什么罪了?我听了这话，就托人去说，后来把他们保出来，同我一路到重庆来。我记得这里头有一个跟张自忠将军去当排长，打仗的时候阵亡了，这真是民族英雄。还有一个到了湖北省政府，后来又到行政院做事，是位姓严名钦亮的。还有一个叫王方绥的，到了《民主报》里去做事。这些青年真是国家的瑰宝，他们真是有用的人。在遵义的车站上把他们扣起来，这种做法是哪条法令上规定的?这完全是胡乱行为。给政府挣骂名，给蒋先生挣冤枉，一点点益处都没有。再说一句，蒋先生决不会知道这回事，政府决没有叫他们这么做，他偏要这么做，这些人不是活见鬼了吗?奇怪不奇怪! 我在贵阳，有一天吴主席(注：指吴鼎昌。)请客，我记得吃的是涮羊肉，一人一个炉子，一人一个锅，很讲究，吃得很好。他那回招待我，因为是太特别，所以永远忘不了。吴先生是一位银行家，他们讲究吃，有些个新的方法，使你永远不能忘记，一个是没有这样享受过，一个是觉着有点太过。按着中国的道理说呢，自奉要俭，待人要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这一年的三月里，敌人开始来攻襄樊，一拉一推，在襄樊一带血战。本来日本鬼子有自知之明，他对王耀武、薛岳、张自忠、刘汝明带的队伍，都是躲避着，不敢打他们，他调查得很清楚。他遇见别的队伍，拼命地打，有时候不用打，他们就溃退了。这一次在襄樊，遇见了张自忠将军，果然是一场激烈的血战，几进几出，打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双方死的人太多了。最后日本鬼子向回跑，把我们的军队截成两段，因为张自忠将军正带着一支最勇敢的不怕死的军队，冲击敌人的后背，而敌人的先头部队又冲到后边来。这一次敌军有一排人，在一个小山头的下边，上了刺刀冲击我们小山头上的队伍。几十分钟后，我们军队的一排人果然被他们冲下来了。张自忠将军就叫这一排人再反攻，又把敌人冲击下去。当然敌我都有很大的死伤，为了这个小山头是五出五进，两边对着增加人，对着冲击，最后我们的一排人占了那个山头。这一次敌人挑了三个班长，一个官长带着，拿着上了刺刀的枪，从一翼绕道冲到我们这一排阵地里头，打起交手仗来了。这次白刃战，张自忠将军是亲眼看见的，张克侠将军也是亲眼看见的。他们两个对我说，我们官兵的体力太不如人家了，平素营养太不够，身体不健康，一打起交手仗来，人虽多，还是打不过人家，这真是要我们赶紧觉悟的一件重大事情。 又一次，张自忠将军也是冲入敌阵，截断敌人的归路。他临过襄江的时候，就写了绝命书给他的朋友们说，一个是打胜仗，一个是死，若打了胜仗就喜喜欢欢地回来，若不打胜仗，就至死也不回来。这种硬骨头精神是可贵的，他的主意是早就打算好了的。 果然，五月十六那一天，他受伤不退却。因为他受了伤，参谋、副官都要把他抬下来，他把手枪拔出来说： “谁要抬我，我就打死谁，我食人民脂膏，信仰三民主义，要对得住国家，对得住先烈，只有死在这里，一步也不能退后。” 果然，他又受了敌人的机关枪扫射，真是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张将军就是这样壮烈牺牲了。这是最悲惨的一天，同他一块阵亡的还有许多人。 我在陈家桥得到了这个消息，马上作了一首长诗，那是一面哭一面写的《张自忠将军》。李德全、张公干部在院子里，至今想起来还是哀痛万分。不久就托了老舍、吴组缃两位先生，还有别的朋友写了一出话剧、一本小传及其他纪念文章。后来，因为出主意的人太多，把一些愿尽义务要写的人得罪了，只是把话剧写成了。那是老舍先生的笔墨，我记得正是伏天，老舍脱了个光膀子，汗不停地流，笔不停地在那里写。我说： “老舍先生你可以歇一歇，太热了。” 老舍说：“张自忠将军为国家流血，献上他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为张将军流汗献上身体吗?越热越写，什么都不怕。” 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的热忱和正义感多么值得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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