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献金琐记（三）
| 到了合江，县长是徐竞存，他是新到任的，个不很高，四方脸，大眼睛，重眉毛，是个很仔细、很谨慎、很努力的人。合江县比江津县又小又穷，一下船就看见被日本鬼子炸毁了千八百间房，全都没修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党部的朋友们都在街上夹道鼓掌欢迎。我住在一个刚修好还没有开张的一个铺子里，我在党部里第一次讲话之后，县长同地方上的绅士就喊出了口号，要超过江津县。这里的一位议长刘老先生，是清朝举人，品学兼优，是这一县有威望的人，他对于献金很赞成，不过他是没有钱的人。这里有一位商人，叫陈秋农，买卖很多，他给乡间一个有钱的人写信说，你献金要交给我，咱们一块献，拿的钱又少，数目又显得多。这样一来，就有人知道了，说他这个办法不对。哪晓得那位先生不同他打招呼，自己就献了一个很大的数目。这一来，陈秋农先生面红耳赤，他想把他的钱及他的学校的钱合起来一块献，既可以省钱，又可以出名。地方上的老先生们知道他的这个办法，也反对他，闹得他越取巧越不对了。 这个地方一面是长江，一面是赤水，那是由贵州省赤水县来的一道水，从赤水来的木料很多，都堆积在这里。很大的竹笋，这里出的很多，街上卖兰草的也不少。像这种东西都是南边深山上来的，若是弄到北方去，这都成了最宝贵的东西了，就像江津县出的那大量的广柑，若是运到北方去，那可就宝贵极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茶馆里坐着，看见对面茶馆里坐满了人。国立第二女子中学龚校长慕兰，带着那个学校高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拿着校旗向喝茶的人募捐，喝茶的先生们用对付叫化子一样的态度来对待学生，学生在这边向他伸手，他把脸转向那边，连理也不理。 我看了这种情形，实在觉着不安，若稍微受过一点教育，也应当站起来说：“今天没有带钱，这并不要紧”。你看他穿着干干净净的大褂，对爱国女学生们一点礼貌都没有，这是我们教课书上一个大短处，也是一切教育家们的一个大耻辱。 国立第二女子中学要演新戏，卖票费了很大的劲。第一是这个地方很闭塞；第二是他们没看见过高中二、三年级的十八九岁的女学生演戏；第三是在那个既老又旧的地方，没有这个习惯。到了演戏的那天晚上，人不算多，他们先找我唱一个歌。我唱了一首《爸爸在家》歌，当时就有好几个军官大声哭着跑出去了，后来有一位张女士讲话，有许多人落下泪来，结果还算不错。 那天，张女士讲的主要意思是：你们看高中二、三年级的女学生向你们宣传，给你们演戏，为什么?就为了抗日救国，希望你们多献金，好打走日本鬼子，你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假如不是为了这个，人家家里的宝贝姑娘，你跪在地下求她给你说句话，她都不会答你的腔的。这位张女士看样子有五十多岁，胖胖的，说起话来很有条理，后来，听说她做妇女工作多年了。 在合江县下边六七里路的一个地方，就是国立第二女子中学。我到那里讲过话，龚校长很热情招待。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就是一位教员，他有一个儿子，在昆明病得很厉害，非开刀不行，他凑了一万多元钱，要给他儿子汇去，听了我讲话之后，他马上把这一万多块钱都献给国家了。我同几位朋友都劝他不要这样办，赶紧给他儿子汇去开刀用，但这位唐先生说： “到底是儿子要紧呢，还是国家要紧呢?国家要没有了，有儿子又有什么用?我今天要救国就是要对得住祖宗，要对得住先烈，无论如何请你替国家把这钱收下。” 他说完了这话，有一大半人两眼泪水都流出来了，还有一些人眼圈全都红了。 由这一件事情看，真正爱国的就是青年男女学生和学校的老师。当然，爱国的各界都有，可是知识分子乃是爱国爱民的先锋队，国家拿出所有的钱来办教育，实在是应该的，亦是最值得的事情。 这里的人听见说，江津县女学生们发动了献鞋的运动，他们这里妇女们马上就响应了，徐县长的夫人她每月做十双布鞋，献给前方抗战将士。还有几位镇长也马上响应了，他们愿意每一家夏季做一双，冬季做一双，献给前方打仗的兵士。 这里的商会会长何肃容先生，除了献金以外，他又把他夫妇俩结婚的戒指献给了国家。我记得，在成千上万的金戒指里头，他的金戒指刻着姓名，分量又重，这种献金为国的精神实在可佩服。 献金大会这一天，下着雨，多少位老先生和刘畴九先生都来了。看这里放鞭，那里放着炮，敲着鼓，打着锣，有的唱着歌，有的喊着口号，都是用食盒抬着满满的法币。万也想不到的乞丐队，也来献了金。结果是一千四百五十万，比着江津还多了一百万。谁都知道这个县是小的，人是穷的。他们的口号：“爱国不居人后，要超居人前。” 这一县绅士们对我说，可惜得很，若是县长的秘书不死，比这个还要献得多。我觉得很奇怪，我问他们怎么样的一个秘书?他们说，那个秘书人性太好了，大家都喜欢他，都佩服他。因为前任县长走，大家欢送，当然要喝酒了，愈喝愈多，愈喝愈高兴。这位秘书先生喝得酩酊大醉，吸了一颗香烟，那晓得这一吸肚里着了火，这样一个有用的人，这样一个大家都佩服的人，为喝酒喝死了，这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教训吗?我记下这事，就是盼望喜欢喝酒的人们吸取教训。 离开合江县的这一天，有人找了照相馆的人来照相，围观的人也不少。正在照相的时候，听见那岸上喀嚓一响，人声嘈杂起来，原来是一间房子的楼板塌了。起初说摔死了几个人，二中的女学生正要同我照相，听见这话马上呜呜地哭起来了。后来又听到说只摔伤了一个人，没有摔死人，大家又如释重负一样，欢喜起来。由此看来，高兴的时候，或是开大会的时候，在楼上，在台上，在桥上，都应当特别小心发生危险。一个是这些青年人非常天真幼稚，经不住一点刺激，这是应当特别留意的事。 开船之后就到泸县界某镇上，船停在那里，很多的男女老少都在岸上等着听我讲话。我下了船，讲了一个钟头的话，没有到场上去。接着又出发到了泸县县立女子中学，校长姓王，学校办得很好，对于爱国教育很有办法，一次献金就献一百万，还有长期献金，还有每人冬季和夏季各献一双鞋。后来，我讲完了话，学生们表演，还有手巾舞，女孩子们拿着这个当运动。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不过这种动作，不能算什么教育，若用花木兰的本事，秦良玉的本事教这些个孩子们，学会了，他们一样也可以当花木兰、秦良玉。再退一步说，他们把中国的国术学会了，既可以健康身体，又可以当作很好的运动。可惜，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没有了，什么都要跟外国人学，拿着一块手巾舞一舞，这也算是在外国学来的本事吗?我觉得实在有一点自己看不起自己。 到了泸县，好多朋友来江岸上欢迎我。我住在一个银行公会里，房子很新，都是玻璃窗户，关起来很严密。后来听说，就在这个地方闷死过七八十个官兵，就是让士兵们住在这里，把窗户一关，把门一锁，官长就走了，到官长回来，士兵们都闷死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人敢住这个房。这回我来了，他们要用我镇压镇压这些冤死的鬼魂。这些死的人，他们自己是为了抗战，他们的父母妻室儿女，于是盼望他们为了抗战牺牲他们的性命，哪晓得走到这里，就在这个房子里闷死了。这不是人为之子臧是什么呢?这应当谁负责任呢?军政部是谁管着的?假如，我们是美国那样的民主的话，恐怕老百姓们要起来说话，要叫这负责任的人来偿命的。 在这里还是如法炮制，都分开班，一次一次地演讲。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位老太婆喊冤，并且拿着告状的呈子。问了之后，知道她有个女儿，还有个儿媳，是在过沱江的时候，由江北岸上了船正走到江当中，后面来了几个兵，运的是劈柴、大米，也要上那条船，叫撑船的青年把船开回去。撑船的人说，到了对岸就回来，谁想到那兵就在岸上开了枪，乒乒乓乓一打，船上的两个女子都被打死了，撑船的会水跳下江去，(氵伏)水跑了。这个案子在哪里告哪里都不问，她今天找着了我。我找人查一查，一点不假，我马上打了电报给蒋先生，接着又写了一封详细的信，也是报告蒋先生。后来，我到重庆的时候，又详详细细地向蒋先生说了一回，蒋先生马上打电报给张岳军，叫他负责去办。 以这一件事来说，一个是军纪废弛得太厉害；一个是各级军官把最重要的事看做是很不重要的事，这就是冠履倒置。这个地方住着一位军长，他应当负完全的责任来办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办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若是自己带的队伍，那没有话说，应当马上就办；不是自己带的队伍，就应当赶快据实报告。怎么会坏到这步田地呢?这件事到底该由谁负责任呢?真是痛心万分。以我看最大的病根，就是有些文武官吏不知轻重地隐瞒了事实，来欺骗蒋先生。他喜欢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们就不说什么，甚至于好事揽在自己身上，坏事推到蒋先生身上，这不糟糕是什么?若是有知识的话，他们应当是坏事揽在自己身上，好事推到蒋先生身上，那才对哩。今天，完全不是这样，可惜不可惜! 有一天，来了三位美国人，要请我到蓝田坝去吃饭。他们为什么请我吃饭，就是因为上次在白沙，一个美国兵丢了饷，我赔偿了他们，他回来给他们那些伙计说了，他们觉得过意不去，必须请我吃顿饭，才觉得这心平安。那一天，我同范伯据等几位朋友，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头一样拿出来的是一个大的玻璃杯，倒上了通红的东西。我说：“我不喝酒。”他们说：“这不是酒，是西红柿水。”我说：“哪里来的这个呢?”他们马上就拿出四四方方一尺大小的洋铁盒子给我看，说这里边都是盛的西红柿水，乃是从美国寄来的。吃的饼，可可馅。我说：“你们在哪里买的这个?”他们马上就把一盒一盒拿来给我看，说这也是领的，每人几盒。在美国，他们青年男女出来打仗，所有后方农、工、商、矿各界如同送孩子赶庙会一样，尽其家里所有的各种东西都拿出来。所以，他们的西红柿水每人一盒，可可糖亦是每人几盒。别的东西，糖、香烟都是应有尽有。在精神上，在物质上，一点短缺都没有，他们如何不去尽力呢?看看我们富有的人们，在抗战的时候，还是很奢侈地享受。前方的将士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用说什么西红柿水，什么可可糖，做起梦来都不会梦见的。这一件事，实在说来，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这种坏习惯、坏办法，若不赶紧改革，一旦有事，可说是危险极了。 在这里吃完了饭，还照了个相。凡从印度来的军火，都要经过泸县。新兵到缅甸、印度去编练，也都是从这个地方起飞，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运输基地。新兵从各地来得太多了，没有地方住，就住在店铺里和百姓家里，也出了好多麻烦事。专员和县长都觉得痛心，盼望快点把营房盖起来就好了。话是这么说，正在抗战，什么时候才能将营房盖好呢?那简直没有一点准。 蓝田坝这里有一尺直径的桂元树，树冠有二丈直径的圆周，既美观，又能出产很好的桂元。这片桂元树看去总有几千株，后来听说要扩大飞机场，让他们都砍伐去了，这话要不假，未免太可惜了。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伤兵医院，我到了医院里看了看他们，摸了摸他们每个人的伤口，问候他们阴天下雨还痛不痛，他们很多人都掉下泪来，把他们的痛苦一一地都对我说了。我把他们实在痛苦的情形，也打了电报给蒋先生。他们有许多人学会了手工，尤其是编藤椅子，编得非常好，他们就拿这种东西作为他们的献金，还编了一把特大号的送给我，上面还挂着牌子，是荣誉军人献的。我为了尊重他们为国流血的功劳起见，这把椅子由重庆带到了南京，为的是看见这把椅子就想起为国家独立自由缺了胳膊断了腿的朋友们。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全都是因为有他们的血汗、功劳。 这里有个学校校长非常热心，他们献的有自己做的梅花，还有一把金钥匙。晚上开会，有一位会拉胡琴的先生，拉得非常好，他有点创造性，我很佩服他。会上，他们找我唱个歌，我唱了《爸爸在家》这首歌，好多人都哭起来了。 在沱江北岸有个中学，学生很多，我去讲话，他们献旗，我对他们献旗说了一段话。他们的旗子是红缎子做的，上面有黑绒的字，什么字呢?当然是歌功颂德的话。我说： “国家当大难的时候，前后方的军民，为日本人杀害死的何止几千万，我们为军人的不能保护国土，把许多的地方都丢掉啦!不能保护人民，把许多的父老兄弟姊妹都丢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老百姓家里养个狗是干什么的?为了看家；养了猫是干什么的?是为了拿耗子；养了鸡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了打鸣，就是为了下蛋；养了牛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了拉车，就是为了耕田。那么，养了我们有什么用呢?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我们还配受你们大家的歌功颂德的话吗?”接着我又说：“一般老百姓没有吃的，或是吃的不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的却是最好的细米白面；老百姓没有穿的，或是穿的补丁落补丁的衣服，给我们穿的却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许多老百姓没房子住，或是住的是难避风雨的又潮又湿的屋子，给我们住的却是干燥洁净的房子……对于我们这种大恩大德，我们应当感激，应当惭愧，决不应当在各位面前耀武扬威，自居有什么功啦。就算吃过什么苦，也是应当的，更是本分。” 我把这两段话说完了，学校里的先生们和学生们都表现出难过的样子，这就算把这一段献旗的事过去啦。后来，我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大家又在一起照了相。 泸县也有球队，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比赛。结果美国人没来，这种办事的法子，一定使群众看不起。真是板上钉钉办事的人，一定是办十成的事，只说八成的话，决不能说十成的话，只办二成的事，那怎么使人相信呢?有些人好高骛远，胡吹乱唠，弄的结果是什么呢!无论你说什么，人家都不信，那怎么办事。第二次又赛球，美国人只来了两个，本来美国人就不多，他哪能来多少人呢。 献金大会那一天很热闹，献了五千万。有一位郭先生，他在成都住，轻易不回泸县的，他来电报，说自己捐一百多万。有人说他有一两千担谷子，这是每年的收入。一担谷子要卖五万块钱，一千担就是五千万，两千担就是一万万。就减半说吧，每年还有五千万啦，无论怎么花，一个月也花不了四百万块钱。说起来我们社会上有钱的人实在不少，若是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救国，什么样的工厂、什么样的桥梁都能搞起来，什么样的军队都能建立起来。可惜教育不普及，大家还没有团结到一致爱国无私的程度。 泸县这个地方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你不献金，别人就笑话你；你若献金献得多，别人就嫉妒你。要没有这个毛病，这一次献金，怕是几万万都有希望。大家意见稍有不一致，把很大的力量对消了，可惜不可惜。 县政府在城外头的一个山上，我去过，也很雅致，旁边有个某公祠。我看志书上写着是明朝太祖时代，泸县县长奏了一个折子说，东有重庆府，西有叙州府，一年常有应酬，钱花得很多，若是改成直隶州，就为老百姓省了钱啦。这是为民请命，哪晓得这一折子上去，皇帝申斥下来啦，不准。这样，在泸州的州官觉得很难过，又上了一个折子，还是说明这个道理，折子拜发之后，他就跳江啦。四川总督知道了这件事，马上奏明太宗皇帝，皇帝马上把泸县改成直隶州了。这位先生的尸体从江里捞上来，就葬在这里，并盖了祠堂。他的祠堂以前还有人祀奠，近来因为左一改右一改，人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啦。这样为民请命的官吏，应当叫大家都知道，并使社会上的人们永久纪念他才对呢。 在这个地方，纳溪的朋友和江安的朋友都来接头，他们要发动献金，我都答应了。他们的成绩很不错，可惜我没能去。假如我能去的话，成绩当更大。这里的专员是刘幼甫先生，人很聪明，并且很有办法，办事很有经验，对于献金也很帮忙。这里的军长姓廖，也是很精明干练的。从泸县开车是很早的，是怕他们文武官吏和军队警察来送我。刚一过沱江，就看见了郭先生，他是有意在这儿来截着我，好同我谈话。他就把李家的事说了一遍，我就含糊地答应啦。我一面说，我们要精诚团结，不分彼此，共同救国。后来走到树底下，那里有个死人，我就说地方上不能不管这事，无论如何不能看着。马上找了保甲长来，又找了警察来，我给了他们一点钱去买棺材。这是个什么人呢?穿着军衣，看得出来是一位跟不上队伍的落伍军人。他们从家里出来，一定是要立志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的，怎么也想不到会死在这里。这样死的新兵不晓得有多少，这种情形叫老百姓们看见了，他们怎么会不伤心呢?谁还能踊跃地来当兵呢?像这一类的事，若是民主国家，若是允许大家都说话，决不会有这种事。因为不许大家说话，结果事情坏得不得了啦!当局的人们还不知道呢。 到了隆昌，住在一个卫生院内，这里的县长姓李，叫李泽民，河北省人。二年前他来这里的时候，土匪很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他听说有个土匪头子是因为左一次被绑右一次被绑，绑得他没办法啦，他才当了土匪。李县长知道了这件事，就找人去和这位土匪头子说，盼望他改过归正。他说，没法子改过归正，因为他自己有四五十石田，被人家架票架了去，都花光啦，他不当土匪也没法子活啦。李泽民县长就找了几位绅士凑了些钱，送给这土匪头子，买了四十石田，把写好的文书给他送了去。土匪头子从此就投了诚，不但他不当土匪，他并且把这一县的土匪都给打平啦。隆昌这个地方，这一二年来非常平安。 我听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城门贴出来的东西“管教养卫”就是缺少了一个“化”字，李泽民县长做的这个事，完全是一种感化的办法。在哪里还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李泽民县长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 这里的几位绅士姓陈的很多，一位老先生是县议会的议长，对于献金非常热心。这里也有社会团体，我对他们讲过一次话。他们献金数目并不少于其他地方，这个县比着泸县小得多啦，但还是很富的。 我到过一个有两个煤矿的镇上去，这里的煤出得又多又好，镇上人也不少。我在那里讲话，有一个学校已经发动了献金，有些人已经献了几百几千。有一个小女孩十一岁，家里很穷，她没有钱献金，就一夜没睡觉，打了八九双草鞋，拿到场上去卖，卖了一千多块钱都献给国家。可是她的两个眼睛都红了，那是因为一夜没睡觉的缘故。像这位女孩子，她这真是有力的出力啦，谁也不能不佩服她。 我在这里听说他们学校里有个学生姓王，是王冠军的孩子。他每天来上学拿着两个凉馍，同学让他喝点热汤，无论如何让，他也不喝。学校的先生们都知道这件事，他们不但看得起这位学生，并且格外看得起他的父亲王冠军先生。王先生家教很不错，孩子们在困苦艰难之中，不依靠别人，这是最要紧的事。青年孩子们不占人家的便宜，不吃人家的东西，不喝人家的水，不借人家的钱，都是很重要的教训。王冠军先生号绍常，山东菏泽县人，师长、军长都当过，也当过县长和专员，很刻苦，也是一位逃难到后方来很有硬骨头的同胞。 后来，又到一个镇上，民众集合了不少，我也在那里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许多老太太献了她们的银镯子。有人说这些镯子都是在手腕上打过多少年的猪草的，母亲陪送给女儿，婆婆就传给儿媳妇，不晓得保存过多少代啦。雪白的银镯子变成了又黑又绿的东西，这决不是几十年可以变成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她们家里的传家宝。因为她们听了讲话，感动得落下泪来，才会把她们的宝贝献出来。 这时地里刚种好高粱，正是十分要雨的时候，天很旱，就是不下雨，有人说要来个大旱年，可是没有法子献金啦。甲是这样说，乙还是这样说。这一天热得很，我在这镇上讲完话，正回隆昌县，走在路上打起雷下起大雨来啦，两个钟头之后，真是沟满濠平。这样，开献金大会的时候，光景很不错，也是有一位首先独自献了多少万。这一下子会场就振作起来啦，一个小县献的数目很不少，这是很难得的。 我在这卫生院里查了血压，已经到了一百六十几，大夫说若是一天讲话讲过三次，恐怕免不了头一昏就要倒了。听了他这话，我就很小心地躺倒不动，有两个星期，再拿试血压的器具来试，就降到一百五十八啦。由此我就更知道，一个人的休息与他的身体健康实在是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时候起，无论在哪里讲话，我一天只能讲两次，一次只讲一个钟头，再也不肯多讲了。以前我只是觉得讲话多了，就同驾着云一样天旋地转，不知道是什么毛病，这一回可明白啦，不能不特别加一点小心。 有一天医院里来了好几个受伤的人，问后知道是从泸县开来一辆汽车队的练习车，走到半路上把车开翻啦，二十九个人摔伤了十几个。像这一类的事情，都是无妄之灾。如果是负责任的人有一种确实而又谨慎的办法，决不会这样伤害人。凡是机器的东西，教的人，学的人，都须按步骤一步步地来，一心急就能坏事。多伤人的办法未必学得好，不伤人的办法未必学得不好，这就明白啦。学开汽车的人都是非得伤过几回人才算开好，满不是这回事。 从隆昌回重庆，路上过荣昌，过永川。见着那地方上的县长和绅士们，都来接我说： “我们这里都预备好啦，请先生来开会献金吧!” 我说：“我得先回重庆去，随后就来。” 他们都带着很失望的样子。 到了重庆，先把这几县献金的情况和东西，写了个报告。有一天梁寒操先生招待新闻记者，他找我讲话。我就把献金的情形报告给他们，大家听了，有的是笑得前仰后合，闭不上嘴；有的是摩拳擦掌，发奋有为的样子；有的把头点了又点，好像是说全对了的样子，在重庆住的日子不多，我又来到内江，还是献金。这个地方的县长易元明也是四川人，厚厚道道的，不多言，不多语，对献金的事情也很帮忙。有一位郜子举先生，是河南人，他是自流井和内江的警备司令。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二、十三年)，他跟我当过上尉参谋。前几年当军长，在河南省的黄河北岸守住九个县城，和日本鬼子打仗，把日本人打死很多。有一次一连人打死了敌人一二百，这一连人死得只剩了五六个人。日本找人来说，叫他们投降，这几个人至死也不投降，后来全连人都死尽啦。日本人把尸收埋了，还立了一个碑，上头写的是“中国的最忠勇的军人之墓”。不知怎么的，这么好的一个军长，叫他把队伍放下，叫他回来到后方，当起警备司令来啦，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 为了献金，郜子举先生在内江是沿门拜访，他为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出了很大的力。他的夫人有一只镯子，也献给了国家，因为是翡翠的，义卖的时候卖了六十万。 沱江北岸，有一个碎峰山，那里有一座大房子，很新，很高，很大，有些本地的老绅士七八十人，都在那里静养。我有个朋友赖亚力，他的父亲是一位老举人，在司法界多年，现在告老还家。我到那里看他，在他那里讲了话，他们献金的数目也很可观，每人都献了金戒指。 这里有一位李焕章先生，是这里的袍哥大爷，慷慨好义，他有二百几十石谷子，只留了几十石，下剩的都献给国家，直献到抗战胜利后为止。他没有多少财产，就是这一些，能够这个样子，真是难得得很。我给他写了匾，又给他写了对子，有好多人看见这个样子，都受了感动。有一位姓曾的，他一个人独自捐了一百多万，感动人也不少。 有一个大珊中学，那里有个学生，为了献金跑回家去问他父亲，他自己应当分多少地。他父亲给他算了，他应当得五十七石田，他马上拿着文书都献给了国家。这个青年真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这里有个基督教团体，这些教友特别发起了一个礼拜献金，数目也不少。 这里有个(木卑)木镇，有两个学校。我去讲话的这天，正是下雨，献金的时候，情形还不错。这一天，我们吃饭是在街上的一个小饭馆，有人要给我们预备饭，因为我们带的都有，只要有板凳，有桌子，有火就行啦。这些人没有看见过这样不扰人的做法，觉得很稀奇。内江南头有一个大镇，我到那里去讲话，民众到了很多，那里献金也不少。 内江县的县政府完全炸平啦，进里头一看就是一片荒场，最近才盖了几间砖房，那是预备县长从江北过来坐一坐的地方。 乡间有一家给他的孩子办结婚，约我去证婚。他把结婚的钱都献了，这算是很难得的。 正在这个时候，敌人从郑州过了黄河，如入无人之境。我们河南的国军，也就一败再败，军纪不能维持，得罪了河南的百姓。结果呢?一营营地缴械，一团团地缴械，缴给谁呢?都缴给老百姓啦。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副总统华莱士先生来啦。这时候的重庆报纸写些什么呢?除了前头败仗的消息，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内江的献金一天一天热烈起来，到了大会这一天，又超过了泸县，种种的照片，献的金戒指以及各种热烈的情形，都登在报纸上。这样一来，使我们盟邦的友人看到我们大后方的民众正在开始行动。这样好材料各个报纸都争着登载，使同情我们的盟邦可以吐一口气，说“中国的力量还大着啦”。 这里易元明先生的夫人是缠足的，是五六十岁的人，她同那天足的人们一样地跑来跑去，她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献金救国。我在这个地方，就更有了经验，首先写了好多副寿对，给些老太婆、老先生送上门去，真是很有效验。内江献金完了，就到自流井。有的人希望我不要再到自流井啦，也有的人盼望我快到自流井，他们想去年献了二百几十万，觉得太少啦!这一次到自流井，住在曾仰丰先生的房子里。这地方很干燥，山底下有一个临时的防空洞，就在院子前边。天到太热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临时的防空洞内休息，因此也沾光不少。这里献金也和别的地方一样，一拨一拨来办的。最好又最长久的，就是曾仰丰先生管着的各盐务局，除了一次献金之外，还有每月献金，一直献到胜利结束才算完事。一个是曾仰丰先生能起表率，一个是盐务界的朋友们都有知识，所以他们能够始终一致，没有一处是半途而废的，这是全国所有的机关都比不上的。 这里有一位盐商王德谦先生，他有五尺来高，两只大眼睛，四方脸，说起话来带学究腔。他有二三十年没有下山啦，别人找他，他都是不见的。因为他无求于别人，他自己有火井，火出的好，分煎二百几十口锅，可以烧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昼夜不断地出火，当然这个收入不少啦。 有人对我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德谦吃饭，他被绑了票，花了许多钱。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下山啦，谁请他也不去，谁找他也不见。这一次他听见说我又到了自流井，发动节约献金的事，他受了感动，一次献金就献了许多谷子。有人算了一下，合一千几百万，他派代表来说了这个数目。我说：“那样，我们应当见一见面才对。”他下了帖，请我们七八个人到他家里去吃饭。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堂屋挂着我给他写的对子，堂屋后边有一间房子，就是他的佛堂，放着几个蒲团，墙壁上挂了些佛像，还有我上次过自流井的时候送给他的对子。他有三个小孩，是跟着一位老学究读四书五经，把孩子们读得面黄肌瘦，一点都不活泼。前头有五间房，都快倒了。我对他说：“这些房应当赶紧重新修一下。”看他的意思，或是有点信仰风水，或者是这年头儿相宜不相宜，这种迷信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很普遍的，在他这样的家庭里，对于这种事情信仰得更厉害。 刘仁庵先生是本市的市长，没有见过王德谦。曾景南先生是这里的盐务局局长，正管着盐商王德谦的，也没有见过他，可见见他是很不容易啦。这里有个办特务的人齐耀荣，是湖南人，个儿不很高，办起事来很认真，对于囤集居奇，非常认真地查办，人们都怕他，可是也都佩服他。他们夫妇俩对于节约献金都很努力。这里市党部有位陆光禄先生，这里的烧盐工人对他很佩服。这些工人献了九百多万，只听了我一次讲话，他们就能献这么大的数目，可见他平素办得很不错。这里有一位警备副司令是广东人，同郜子举先生是亲戚，也是他的一个好帮手，他对献金也很帮忙。这里中央训练团的一个同学小组，其中有一个余述怀的儿子余厚钦，有一次他们聚会，请的有余述怀，大家很恭维余先生，在吃饭的时候，他认定啦，要献金一千万元，大家都很高兴，很欢迎，从此这个地方的献金就展开了。我记得有一位贡井的老先生，他的儿子来看我，我给他老先生送了一副寿联。第二天，他的儿子来说，他的父亲献金三百二十万。不是我那对联值钱，乃是他们看见抗日救国的工作重要了，因此，他们能够这么样的热烈。自贡市这里王、李两家是大户，有一天王家祠堂几十位王家的代表，开了一个献金会议，青年人都主张多多献金，老年人就说要留下一些办教育，争吵得非常厉害。青年人说，若不赶紧献金救国，日本人来了，你们还能办教育吗?结果青年人胜利了。他们一年献八百多石谷子，一直献到胜利为止。 这里有几个中学，献起金来真是对着比赛，你的多，我比你的还多。韩叔信办的蜀光中学，他们是用种种争取第一的办法来比赛。有一位姓侯的女学生，她把父母给她做嫁妆的钱七八十万都献给国家。有人对她说，你不要买嫁妆啦?为什么都献了呢?她说：“国家不行了，衣裳越穿得好，那便是越没有人格。”就这样，她排除一切阻力得了全校的献金第一名。我给他们写了一些中堂，作为献金最多的奖品。 到了开献金大会的这一天，天气非常热。老人队、儿童队、妇女队、工人队，各式各样的团体，都打着锣，敲着鼓，吹着号，放着鞭，冲上献金台来。妇女队把很多的金戒指做成了一个很大的爱国图。还有一队，就是妇女们每人做了一双很结实的给将士们穿的青布胜利鞋，共有几千双，李德全也同她们在一起抬着上台来献。这一次献金的总数，金戒指和布鞋不算在内，是一亿二千万元。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当然是各界领袖的提倡，可是最主要的还是人民有十足的真实的爱国心，才能有这个成绩。 有的人看见别人的数目献得太大，他们自己不好意思不出，恐怕难看，就凑在一起写个无名氏。过了好久，这几位先生到重庆来，为了盐务的困难来呼救，我请他们吃饭，也介绍他们见那位，见这位。他们后悔啦，他们觉得献金太少，我还是特别帮他们的忙。他们不但后悔，而且是互相埋怨献金的时候不应该献得不多。由这件事看来，余述怀、王德谦两位先生，真是有远大眼光的人，他们不怕因为他自己献金献得多，而被别人说他们怪话，或是嫉妒他们。他们很自然地愿意受他们的讽刺和批评。 党里头的同志像齐耀荣、陆光禄这样的人，昼夜不息地努力，总应该有点奖励才对，可是到底费了很大的力，只是给他们闹了个传令嘉奖而已，这够多么可惜吧! 从自流井到富顺县，这是我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来过的地方，也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县长姓张，叫孟才，短小精干，他对献金的事非常努力。这里有一位邓笠唐老先生，是个老举人，地方上的人对他很佩服，也很尊重，他对献金的事也很帮忙。这里同自流井一样，也分了多少队，每天我对大家讲话，也写了很多的寿联送上门去。这里有谢慧生先生的少爷住在这里，他也在地方上办些公益的事情。谢慧生先生就是谢持，是同总理(注：指孙中山。)一起革命的一个大革命党。他的儿子两只大眼睛，一张四方嘴，法国留学生，很有学问，也很厚道，穿一个蓝布大褂，手里拿一个四尺多长的旱烟袋。那是这里的风俗，兴这个样儿，若不这样呢，那就算不上是老成持重的人。 城里头有一个湖，种有藕，长的有荷花，在县城里边有这样大的湖就算很少有。 这里也有忠义队，他们的组织也是有声有色的，各码头的代表一集合，也是多少桌，很有精神，大家都很诚恳。这边新兴的办法，每县都有个银行，数自贡市的房子为最新式，而富顺县的呢，是旧式的，办法也很整齐洁净。 这里的邓老先生作的诗，作的歌，作的文章，多是为了抗战。他的意思要输入大量的强硬的血浆到一般人民的血管里去。他送了我几本诗歌，我都拜读过啦。他还有一两本没有印的，我对他说，我愿意找几个朋友帮他的忙，替他印一印，他非常高兴。这件事到如今还记挂在我心里，我觉得若不替他印了，真是对不过他。 这个地方的献金大会，结果也很不错。在这里另外办的一件事，就是慰劳抗战军人家属。原则是吃着，拿着，背着，扛着，提着，夹着，喜喜欢欢地回去。到了这天，来了几十桌客，有老太婆，老头子，男的、女的、小孩子都有。因为他们穿得太破烂啦，那些县公署的人和警察要维持秩序，对他们很有点不客气，我说对于客人，不能这个样子，这样就叫奴欺主，我就不客气地对这些警察人员给了一顿教训。 用饭的时候，猪肉、鸡蛋、白菜每人一大碗，吃的是很好的干饭。县长、科长、绅士们、警察局长和我，大家给他们盛饭。这些老太婆和老先生，一面觉得稀奇，一面觉得儿子当了兵，就有这样的荣誉，真是不错。 有些人把碗里的肉拿出来，要找块纸包起来带回家去给孩子们吃，或者是给他们母亲吃，我找人赶紧给他们找了些个荷叶来分给他们。这种风俗，就是我们社会上的一种很纯良的好东西。因为吃一点好的，不忘他的老的，不忘他的小的。在四川这叫做“包杂拌”。 每个人回去带的有大米、棉花、猪肉、香油、盐、萝卜、红苕等很多的东西。拿不了，扛不动，事先预备的小学生、童子军，两个人送一位，出大门的时候，那真是好看极啦，替他们抬着，替他们提着、拿着，真是“弟子服其劳”的样子。 从富顺又回到自贡市，在这里也做了一次慰劳抗战军人家属的事，比富顺县，人也多啦，东西也多啦，很热闹。因为是来的代表，事前有些人不大清楚，他们想为什么只准他们进去，不准我们进去呢?门口来了好多人，在那里挤着，出去两个人，说了一会儿才散去。起初刘市长他们觉得这是招了祸来啦，我说没关系。以前有个朱浩然牧师，在信阳州，他一年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节省下来的钱，到了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是耶稣圣诞，他蒸些馍馍，烧两大锅肉，足够二百人吃的，他招待那些叫化子。结果是越来越多，先来的人，他自己吃了还不算，腰里都要放上两个馍回去。这样一来，一个是后来的人，馍馍少啦；还有一个，吃了走了的又回来啦，那当然不够吃。到了最后，有的在那里骂，说给你亲爸吃，不给你后爸吃呀，骂着还不解气，上来就打，把礼拜堂里的窗户门全打碎了，把朱牧师的衣服全都扯掉啦!朱师母出来嚷着说，不叫你办这个，你还要办，你看看受了打还不算，把衣服还撕碎啦。朱牧师笑着说，没有关系，必须这样心里才痛快。他每年要闹这么一次。你们大家为了慰劳抗战军人家属，被他们吵几句，嚷几句，算什么呢?刘市长他们大家听了我的话，也就都笑起来啦。这就是说办坏事有人骂，办好事还是免不了有人骂。这话怎么讲呢?你办坏事，好人骂你，你办好事呢，你就没有法子把坏人的嘴堵住，叫他不骂人。能想到这里，自然能心平气和。 自贡市办的这一次慰劳抗战军人家属活动，花钱很不少，很普遍。由这一件事情看来，一个县长和一个市长，关系太大啦，他动，一县全动；他不动，一县全不动。县长、市长的好坏，关系非常重要，这种人才，平素应当好好培养，用起来的时候既要指导又要爱惜。最坏的是任意更动，三月一换，五月一更，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县长、市长过于老了，定然是暮气太深，死气沉沉；过于年轻的，飞扬浮躁，不免乱来。有学问，没有阅历，全拿理想来做事，免不了削足适履；只有阅历而无学问，把不住舵，摇摇摆摆，办出事来免不了有不符合原则的地方。最好的是，既有学问又有阅历，心地很和平，办事很认真，又须是无家务所累，这样虽不能说个个都做苏东坡(注：字子瞻，北宋杰出文学家、书画家。)、欧阳修(注：字永叔，北宋杰出文学家。)，但大体上总说得过去。 总而言之，文武官吏要想着叫他好，必须在制度上有保障才成。若是生活没有保障，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事。先贤说“衣食足而后知廉耻”，那是顶通达人情的话，不可不作为用人的指针。 从自贡市到威远县，一面办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事，一面提倡青年从军的事，又发动了阵亡将士入忠烈祠的办法。这里的县长对我说，中央政府已经有了命令，抗战阵亡的，有全国性的，如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无论那一个城，或是那一个祠堂都要有他们的名字；有地方性的，哪一县的就入哪一县的忠烈祠，哪一省的就入哪一省的忠烈祠。他这一县有二万多人在前方打仗阵亡，得到证明的有二百八十多个人。我说： “你为什么不办呢?” 县长说：“一个是没有房子，一个是保甲长们还没有报齐。” 我说：“不必等齐，你先按中央命令做成几个牌位，蓝牌白字，人名都写上，油漆好了。” 就在吴岳庙里拿了黄纸来，我写了“忠烈祠”三个大字，一尺五见方，粘在大门口的匾上。到了第二天，在大操场里开了个大会，牌位放在台上，鸣起炮来，各界的人成群地来啦，真是轰轰烈烈地祀典。完啦，用三个大亭子抬着，奏着军乐、民乐，绅士及各界的人们排起队来游行。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上到台来，扒到那牌位上看有他的儿子没有，他一看有他儿子的名字，他喜欢得落下泪来。他说：“好啦，好啦!我们这一家子都因为这个小孩子光荣啦。”说着说着，他鼓起掌来啦。 游行的队伍进了城，有一件事是事前没有想到的，就是家家户户门前摆了香案，放着祭点，点着蜡，烧着香，放起炮来。就是一个偏僻胡同里，也没有一家不是这样办。到了忠烈祠里，把牌位升到案上，我又讲了话。有一位空军上尉阵亡啦，他的父亲要来的，因为病了，没有来，叫死者的哥哥代表他父亲来讲话。他说，他的弟弟为国家阵亡啦，承冯先生来送他的名字入忠烈祠，这是他们一家的光荣，他们一姓的光荣，他们的亲戚朋友都觉得无上光荣，他们一乡也都是觉得光荣，本来他的父亲要自己来的，因为有病没能来。说了许多很诚恳的话，好多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来。从这一次入忠烈祠的游行以后，第二天来了许多青年人，有读过书的，也有一个字不认识的，都要来跟着我去当兵。我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去当兵呢?” 他们说：“为了保卫国家，若是不死，可以回家当百姓；若是死了，可以入忠烈祠；况且若能奋勇作战，还能当委员长、副委员长呢!” 我看他们说的话虽然很少，可是很真诚，很实在。 这里献金的事，我对他们也一拨一拨地讲话。有人对我说，这里的商会会长走到大礼堂门口时对人说：“无论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可是听完了我的讲话，他是第一个站起来说话的，数他献的数目最大。别人问他，你不是说不献金吗?你为什么又献那么多呢?他说：“你看我的胸前都被眼泪流湿啦，我不献金，我良心里不安。” 威远煤矿郭象豫和威远铁矿的矿长，二位一齐来见我。我请他们做了些铁牌，这是为了赠给拼命打仗的抗战将士和献金救国最多的工商界的朋友们的。这几十件东西，真是用处太大，有些朋友得到了这种铁的东西，他们觉得非常满意。实在说起来，国家也应当多用这种方法，来鼓励人民才对呢!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瓷窑，烧了许多新瓷器，销到各处，是这里的一种很好的出产。就有一样，没有江西的瓷那么白，那么细，这是还须要改良的。 这里附近有一个中学，这个校长很有办法，他有几个学生去从军，一切的费用都是学校里供给。他这些学生，一面在前方打仗，一面把前方种种实在情形写来报告给大家，这样学校同学生的感情弄得非常密切。像这一位校长，真算是一位有学识、有办法、有热情的校长了。在他这些学生当中，有一位在缅甸阵亡啦，校长就在学校里给他盖了个纪念亭，那真是一件万古流芳的事情。老师对于学生有这样的好办法，谁不愿做他的学生?这个地方献金的事，我托靠了霍秘书来办。因为重庆有事，我就赶紧回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