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 欧洲大战爆发，原是我们中国努力图强的大好机会，不幸专横不法的军阀们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国家。他们正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一心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那时以推倒复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泉先生，利用他总理的地位和广众的党羽，把持中枢，破坏法纪，简直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孙中山先生致函劝导他恢复国会，他不肯接纳。广州乃有军政府的组织，努力护法运动。自此南北界限益趋对立，军阀们必欲实现武力统一，消灭南方势力而甘心。大局糜烂到这样的地步，稍有人心者无不渴望消弭战祸。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军事实权的师旅长们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照旧过着他们淫逸骄奢的生活，国家大局，自身职责，他们简直一点也没摆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段芝贵为讨伐复辟胜利，在陆军部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团长以上的官长都被邀约，共到了二三百人。段总理亦曾出席。人数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喝。没吃到几口，段芝贵就讲话说，打仗的事，这是开头，以后还尽有的打，请大家好好准备。我们中国局面，是越打越统一，越和让，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统一，这是一点不错的道理。今日谁要障碍我们的统一大业，我们就打谁。不管他湖南也好，两广也好!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这几句。段芝贵讲完，另外还有两位讲话，也是大同小异的意思。我听着这些鬼话，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不禁的只是摇头叹息。同时我也听到座间有人低语，一个说：“这是胡说了!这是胡说了!”一个说：“这次打完张勋，怎么还可以再打?”另一个答道：“实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贵这人利欲熏心，老奸臣猾，一向以来都是以国事为玩笑，不但许多将领为他所玩，并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所戏弄了。 会散之后，接着属南苑陈光远师的李星阁旅长，又借前门外掌扇胡同内张锡元的一位朋友公馆里请客。被约的有吴佩孚、李星阁、张锡元、王汝勤(八师十五旅)、张玖卿(八师十六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长。大家到席，有些先生们就写条子叫局，每人叫两个。原先大家还讨论着段芝贵的那番话，有的说：“他要打就打，他是什么东西!”有的说：“实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地谈着。到后来，他们把重要的题目放到脑后去了，大家改了话题，谈嫖，谈牌经，谈女人漂亮。我看见他们写条子叫姑娘，就离席出去。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里有许多叫街吃的乞丐。离我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头发，破衣服，大约六七十岁，正张着瘪皱的嘴巴叫喊得热闹。我就走过去和他说： “老太太，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到客厅里去叫喊，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钱。叫两声，给你两块钱。你得使劲叫!” 老婆婆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半信半疑地跟了我进去，靠在客厅门口，大声地喊起老爷大人来。这一喊，把大家都愣住了。他们笑又不是，恼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阁说：“准是冯先生喊她进来的!” 我拿了五元给那老婆婆，李星阁就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吧。” 别人也说：“你一定有话要说，不然你不会闹这个恶作剧。” 我就站起来说：“段香岩先生在陆军部说的那番话，我们应当好好讨论一番。眼看着内战即要发生，我们是现役高级军官，此事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极点。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再不能使内战发生。这次讨伐张勋，是为铲除帝制，保卫民国，实出于万不得已。幸而战事很快就结束，这是千幸万幸的事。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国也已宣战，若是不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负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从今天立下决心，发个誓言，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随口谈谈说说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地立下决心。国内诚然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但并不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尽有和平合理的路径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国惟一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赞助我这点意思，答允我这个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要求。” 那时段总理大权独握，一意孤行。此次从新登台，不管国人如何呼吁，他亦无意恢复非法解散的国会，反倒另外召集一个为安福系御用的临时参议院。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向日本举行大借款，扩张其个人武力(成立所谓参战军，有线电、无线电、军医等项应有尽有，都分别设训练班，聘日本人教练。又新办械弹大炮极多)，以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主张，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综计民国六七年间，借款数额业经公表的即达三万万元，所谓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数之内。他这祸国殃民的干法，稍以国家为重者无不反对。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便是这一反对力量的代表。我那时身为他的部属，无法表现我的意志，来反对他的行为，心里的苦恼是不用说的。一般同僚，终日荒唐淫乐，对于这次即将爆发的内战，虽也觉得不应该，但他们并无心来设法制止，设法拒绝参加，不过随口谈说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话，好像这不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问题，一转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我这番讲话就为增强他们反对内战的自觉，让他们认清救国的道路是对内和平不是对内战争，要请大家团结一致，拒绝参战，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战祸于无形。我也深知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白费的，但总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九位旅长，握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若真能团结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个冲动地就说了，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里痛快一些。 我的话说完，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赞成，答允一致反对参加内战。就中第八师王汝勤和张玖卿两位尤其表示热烈之意。 但一切努力毕竟都是白费气力。嘴头满口说不打，说说算了。当时没一点办法，没有一点组织，不能使当日大家的话坚守不渝(大错特错在此)。席散之后没有几天，李长泰即调升步军统领，傅良佐派为湖南督军，一些旅长们一一升官。随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勤的第八师等部。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宣告独立，战事从此开始。我写信给王汝勤，问他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掌扇胡同的诺言否?他回信说：“我奉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湖南战起，福建也被护法军攻击。那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怵于护法军的声势，迭次电请老段增援，急如星火。一天段先生派徐树铮来找我，说将调我增援福建，为我增加一团人。将来我的队伍可由火车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赴福建。说了一会儿，我即预备招兵。当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编成一个补充团，又名第三团，九百人为一大队，三大队，共二千七百人。以后国民军后起将领多归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来。 准备了一个时期，即要开拔。那天段总理约我去谈话，和我说： “你要开拔了，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当时他说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陆朗斋将军不要常常来往；二、叫我不要和国会和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三、此次作战，要尽力节省子弹。他说的国会议员是指的刘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总理说的第三条，意思极好。我回去定和官兵们多讲几次，叫他们切实遵守。至于陆将军，他是我的老长官，和总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辈，我今天就是打个通电，说我和陆无关，哪个肯信?现在国家大难当前，还希望总理与陆将军多多谈谈。陆将军有胆有识，愿总理与陆将军亲之信之，一定与大局有益。你们和和气气，共谋国事，我们后辈小子看着也学个榜样。说到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说：“你说的很好。”随又说，“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后来陆段终成仇人。徐树铮杀陆于天津，闹出了大乱子，都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的做法。 这年天津一带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断，不能通车。那时国局正紧，命令不许耽搁，叫我们绕过津浦路，从廊坊转丰台到长辛店，搭平汉车转陇海路至徐州，而后再开上海。可是当时陇海路系比国借款修筑，军队乘车，必须先交半价。陆军部无法，转请财政部交涉，结果还是付了一半价钱。我方率部开拔，已经耽搁数天了。借外人资金筑路，简直是亡国的办法。办事的人非洋奴，即卖国贼，办事不力，当初成约时也不订个明白，怎么连本国的军队都听其不许通行?国家有事，铁路不许运兵，从何说起!我真看透政府负责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我们到了彰德，看见站上停有一列专车。我派人打听那是谁的车子，站上的人说：“不能说不能说。他们不许说。”后来我知道是傅良佐的专车。原来他在湖南吃了败仗，督军干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当时揣测他回京后，必受相当惩罚，可是结果一点事也没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无是无非)。 队伍到了浦口，即在浦口及浦镇两处搭帐篷住营。江苏督军李纯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谈起这次内战的问题，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很是高兴，和我说，冯代总统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他自己亦是主张对南方和平解决。谈的投了机，他说：“即这样，那好极了，你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队的给养，完全由我供给，没有什么难的。”我当即决定暂驻浦口，静待和平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代总统授给他的意思。 李纯本是第六镇的协统。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他即升为第六镇统制，后来因打九江有功，升为江西督军。他素与冯国璋步骤一致。冯为副总统，他即调升苏督，赣督改陈光远，第六镇统制的缺则由马继增补上。马统制在把队伍调开湘西的时候被刺而死，遗缺又由一日本留学生周某升补。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经病。此时这个统制的缺，应由本镇十一协统张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齐燮元，是个有名的“担子钩载笔帽”，双料的尖头儿。张仲和弄他不过，统制的缺竟被齐燮元抢去了。这时第六镇也驻在南京，齐燮元飞扬跋扈，处处显出骄横之气，上则使李督军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则使张仲和一班部属事事为难。 谈到张仲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获鹿人，字政之。因为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号叫做张飞。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学生，后来又在陆大毕业，学问颇有根底，作战也很勇毅。我当司务长的时候，他当排长，终日在一起过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无话不谈，感情很是融洽。本以为他前程万里，不可限量的，哪知他此时已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为他的家庭纠纷所苦，一气之下，竟得了一种不能说话的病，过了两年，就与世长辞了。原来他是贫苦出身，在家时只读过两年书，做小生意度日，设法自给。光绪二十八年入伍当兵，因为为人聪明，由兵挑入练官营，由练官营挑到速成学校当班长，从此一帆风顺地迁升上来。他家里有父母妻儿，还有一个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无缺陷，原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光绪三十二年，他当队官守卫北京后门西首的皇化门时，我驻在南苑。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帮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钱。我借给他几十两银子，从此久不见面。哪知帮助朋友完婚的话完全是谎，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我那时血气方刚，听说很是生气，写信把他找了来，很严厉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你太太千辛万苦地侍奉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孩子，哪一点对你不住?你自己是当兵出身，从贫苦中磨折出来，你现在干这种荒唐事，你问心无愧么?从此咱俩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划地绝交!” 他的勇于认过的精神，真叫人佩服。经我这一说，他就当面认错，并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一次。因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最近他到湘西驻防，手里更阔绰了，花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窑姐儿。带到南京，和家里的太太一处住着，天天吵闹怄气，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由。一天李纯做生日，他在李公馆穿着大礼服，戴着白毛的礼服军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时，他的姨太太席卷了他的仅有现款，和他的一个马弁私奔了。他的太太发觉了此事，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公馆找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抓着他的衣领，大嚷大骂，哭闹不止，任谁劝解，都不听。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晕在地，从此患噤口病两年，终于不治。关于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个有志气、能干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败社会的熏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能自振。国家把他教育起来，正当他年纪大了，能力足了，指着他来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堕落了，作起恶来了，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我亲眼看见无数年轻有为的朋友如此葬送，张仲和不过是其中之又一实例罢了。 我在浦口驻着，致全力于部队的训练。我觉得我国的军队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国耻不能雪，国家主权继续丧失，内战连年频仍，而且多数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不强，推其缘故，大部分因为军队不重训练。有的仅知注重战斗技能的训练，而忘记了精神道德的教育。盖军人如真有道德的自觉，即无争权夺利之祸；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即无专横放纵之习；真以军纪为性命，则必无贪生怕死之心。须先使这些条件具备，而后才谈得上战斗的事。我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加强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时新编一本《战阵一补》，分四篇，共一百五十余段。内容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浅显的词句写出，而后加上几句按语，使意旨更加明白。如苏季子发奋刺股的故事，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等许多历史上可宝贵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搜辑出来，印发给官兵们细谈细讲。此外早晚讲话，室内上课，也都三翻四覆地讲说爱民爱国的道理，全旅一体集中于此事，不得懈怠，当时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东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有些弟兄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到田野间走走。一次，一个弟兄在芦苇地里刨着玩，刨着一个疙瘩，像蒜类的一种植物，一时好奇，就用牙齿啃着尝尝，立刻把嘴肿了起来。后来请军医医治，多天才好，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啃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设想。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的神话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识，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无疑的。想着世间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机，我们祖先该有多少性命因此牺牲，而后才留给我们今日的一点关于吃的知识。《本草纲目》一部薄薄的书，正不知多少性命换来的!我把这事多次用作对弟兄们讲话的材料，归根也是引申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结论上面。 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的太慢，等的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侍者看的着了急，对他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呢，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不好笑的。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在浦口，和南京的社会接触很多，我怕他们老是闹笑话，不能与当时的环境融合，所以特编宴会须知、介绍须知、接谈须知等，散给官兵们学习。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过江，那时赵登禹为我的马弁。一次从南京回来，上了轮渡，赵登禹鞋带散了，蹲下来系带子，刚刚弯下腰，身上挂的一把手枪就掉到江里去了。赵登禹急得脸红耳赤，不知怎么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地想办法，就去和百姓打听，说明了情形问有办法没有。江边草棚里有个百姓说，这丢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捞。所谓“水鬼”，就是一种熟习水性的人。当时找来一位，给了他钱，他跳下水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手枪捞上来了。北方哪儿见过这个，都惊喜得不得了。 这时陆绍文也在李督军处为团长，带着三营人。他自己在城里一个僻静地方租了三间房住着。我有时去看看他。一天去那里遇见汪精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或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与李督有所接洽，我并不知道底细，只知道他在宁颇为活动而已。时谭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来送给我一副对联。 有一天接到李督军那边送来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写着第十六混成旅冯旅长等字样，可是拆开一看，却是一件给陆军部的咨文。我拿着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费踌躇，若是拿去见李将军，那他们办事的人怎么受得了?若是不问，那这到底是通知我什么事，我就无法知道。想了想，究竟应当以公事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军。谈了几句，我就说： “这里有一件公事，我来打听打听。” 他接过去一看，脸都气红了。半晌才说：“你看我们倒霉不倒霉?这办公事的人太岂有此理了。真是对不起冯旅长。”立刻把公事拿去查问。 我觉得这虽偶然的错失，但实在不可原谅的。我想，我们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缝，而不去找木匠、泥水匠；做一餐饭，知道找厨子，而不找裁缝，或修脚的。惟有公家的事，却不管这些。大家都要用乡亲，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儿乐的专家们。能不能办事，能不能胜职，都不去管。再则，我们用把刀，也会常常看看它锈了没有；用个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惟有国家用人的事，却听其自然，不查看，不训练，大家鬼混着糊过去。要不然，国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么都弄得一塌糊涂呢? 李督军有一位秘书兼顾问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据说很有名望，是李督军的大谋士，为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许多次他约我去谈话，公开地躺在烟灯旁边，泰然自若，那种腐败颓废的样子，叫人没法看得惯。他约我谈话的时间，老在夜间十点钟以后，一谈就谈到夜半十二点，看情形，他每晚非到两三点钟不睡。我不懂为什么那样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学问。这人李督军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决策。 李督军有一次请了营长以上的部属会议。名叫会议，实际是找去训话罢了。我也被约参加。我看见屋子的每个角落上都站着手枪兵，警卫森严，剑拔弩张，好像布置了阵地要和谁开火似的，看着极不顺眼。我想，这倒是防谁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么人谋害你呢?又有一次请客吃饭，也是这样的布置，真叫客人看着难过。这种派头太欠研究，一点亲爱精诚的精神也没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难?这完全是官僚军阀派头，从满清家学来的。 李纯那时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很雄武，长处是勤勉、细密、精明、干练。记得他在南宛当协统，那时营房还没有盖成，划了很大的一块空地，归他营子里。那空地上种的尽是麦子，麦子收割了，他没有报账。他有位营长，叫做殷大头的，最是难斗。殷大头和人说，李协统收了几千担麦子，自己收着不报账了。李弄的没有办法，召集了一个会议，说买了多少多少农具，买了多少多少用品，账目拿出来，都一笔笔写着。而后把账报上去，大家都没话说。他平日一个小本子不离身，和谁说话，就把那小本儿掏出，看着，从厕所说到大厅，从天亮谈到天黑，一件也不遗漏，可见他的细致处。他的毛病一是好铺张，喜排场，总而言之，是要讲究官僚派头。他在南京做寿，闹得全国鼎沸。试问这究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就爱这一套。二是对部属暴躁，不知爱惜。记得那年河间秋操，军队到涿州，一路自行演习。兵们闲着，有许多跑到街上溜达，军民混杂，显的很不好看。他气极了，穿了一身短毛冷衣，带着一个马弁，一手拿枪，一手拿鞭，在街上巡查，见兵就乱打。秋操回来，下令检看皮鞋，检看皮背包，要弄得干净整齐，不然也是打罚。这都是好事，应当注意的。但不当不事先说明白，更不应当如此暴躁，弄的下级官和兵们都敢怒不敢言。用水洗身，是好的，若用滚开水烫，岂不把皮肤都烫坏了么?到民国九年，李督军即突然以死耗闻。 过了不久，福建督军李厚基派了代表到浦口，促我早日赴闽。那代表名叫关吉胜，号润斋，是我从前熟识的人，曾在保定练军中当过右哨哨长。因为他善于逢迎，手段又辣，横竖都不让自己吃亏，所以人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做八面斧，又叫大砍刀。比如有件事于他不利，他施一个手段，就是一斧，结果他不吃亏，倒是别人吃了他的亏。他一直在福建办监务，很赚了一些钱。他有两个儿子，一叫中儿，一叫丑儿。中儿自小不成器，很早就死了。丑儿也是狂嫖滥赌，把他父亲挣的家产几年就挥霍完了。足见做官的只知刮钱，不替国家出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此外我还有一点意思，军政界做事的人，在家庭的时间少，本就没有空暇来教育其子弟，若再行为不检，做了子弟们的不好的榜样，那真就害死了子弟们了。 关吉胜传达了李厚基的意思以后，我不便一口拒绝。我就说：“若乘轮船去福建，是很不妥当的。陆军在轮船上没有还手的力量，过去被南军打沉的轮船已经多艘了，我们再不要踏这个覆辙了。我打算走浙江仙霞岭，由旱路开去。希望你能赞成我的意思。”谁都知道，这是一条最迂远的路。我的意思就是拖延时间，不愿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 因为许多有力军队不肯附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主张，奉命南征的北军，各方面都惨败了。李厚基吃了南军的亏，已经不能支撑。入湘的队伍败的更惨，有一位朋友，在九旅长会议的时候，他本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一个，可是不久傅良佐督湘的命令发表，他竟自告奋勇的要去，托人情，走门路，得以随傅入湘。不想一到湖南，就闹了个全军覆灭，只剩下他一个光杆的旅长。我听到他的败讯，派了人去安慰他，他对我的代表大哭不止。幸亏他手段高妙，后来段先生拨给他全部枪械，他仍然招起一旅人来。第八师也是丢盔抛甲，溃不成军。最惨的是第二十师，溃退时，是二十师督后，当部队经过长沙岳州之间的那座大铁桥时，师长范国璋也在南军追击中仓促逃退。后面是生龙活虎的追兵，前面桥上正走着他的部队，拦住他的专车通不过去。他一时情急，竟不顾一切，把火车从自己部队的身上冲过，弟兄们让不开路，被火车碾的断腰折臂，血肉模糊，轨道两旁的尸体堆如山积，河水也被鲜血染红，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迷梦的结果。 南征的部队惨败至此，冯代总统和段总理主和主战的论争愈趋愈显著，愈来愈激烈了。到后来，冯国璋借口检看军队，特意南下，要和李纯等商议直皖系分家。他由丰台到郑州，由郑州经徐州到了蚌埠。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任皖督)就去见他，拉着他的手大哭，说： “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您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也就完了。” 左哭右哭，左说右说，终于说得冯代总统动了心，也哭了起来。于是立刻中止赴南京，半路折回北京，从对内主和一变而为主战，完全做了段先生的尾巴。从这事可以看出冯国璋真是毫无主见的人。那时人说北洋派有三人为龙虎狗，即王聘卿是龙，段祺瑞是虎，冯国璋是狗。话虽不免过于刻薄，但冯之无毅力，无定见，实在叫人难于佩服。 倪嗣冲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军阀，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民国历年以来，他都是站在反对人民的一边。谁和人民站在一边，谁就是他的死仇。他在安徽做了几年督军，安徽人民被他压迫，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痛苦难言。后来他得了一种神经病，成天关在一只玻璃箱子里，终于半身不遂，医治无效而死。 冯代总统回到北京，就调我往援湘西，命令一次二次地催迫，我只是不理。后来李纯也来催我开拔。我说，冯代总统主张和平救国，赞成我拒绝参战的，现在为何又一变初衷?这样反复无常，叫我太为难了。李督军说：“现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开出江苏省界，什么都有办法。”原来李督军是完全跟着冯代总统走的，冯主和时他也主和，现在冯主战，他也就主战了。我刚到浦口时，他留住我，此时他又迫我离开江苏，滑头滑脑，不敢担当。我把这些人的灵魂都算看透了。 不久冯的卫队旅开始出动，李督军的部队也纷纷调赴前线，原来主和的人至此自己也出兵参战了。情形真是完全不同了! 此时已经不容我不离开浦口。开拔的时候，我要了四艘大轮船，每一艘上乘一混成团。船舱有好几层，最上一层有大菜间，很是阔绰。这是我第一次乘长江大轮。我沿途打着主意，在安庆略停，到九江又停了一停，觉得还是武穴好。到武穴，一登岸，我即发出通电，主张对南停战，和平解决。 我在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发了两个通电。第一个我痛言内战的非计，劝南北两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图解决之策。有言曰：“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忿，成败得失，不难立辩。……玉祥分属军人，惟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惟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 第二电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观念的谬误，主张恢复国会，以伸民意。有几句说：“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忿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电中更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两句，使段先生最为难过。 这两个通电发出，使段先生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为号召的阵容，很起动摇。他的武力统一的计划，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那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刚刚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电，立刻响应，寄电信给我，希望我坚持到底。可见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觉良心不安。因为掌扇胡同会议，他也是主张拒绝参加内战的一个(可是他一面致电鼓励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坚，段先生虽然下令免了我的职，但我在部属的一致拥护下，屹立不动，不但丝毫不变我的主张，而且态度更是倔强起来。 我们的队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带，这时第一团团长为邹心镜，第二团为董世禄，第三团为李鸣钟，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原来的参谋长邱斌，在浦口时与我意见不合，此时已走，由张树声任参谋长。武穴为长江锁钥，上有田家镇之险，下面即是九江，江面很窄，两岸都是山岭，军事上至有价值。曾左时代即为驻兵重地，地方相当的富足，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没有大庙，又没有多少空屋，队伍很多在田中搭帐篷。因为雨水多，地方潮湿，长虫很多，常常三条四条地爬进帐篷。另有一种小龟，出奇的多，满地里爬着，也是一夜四五个爬进帐篷里来。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后为汉口商会会长)，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于我们队伍竭力帮忙，不许商民高抬物价，惟恐我们军队上吃亏。我的副官长是宋良仲，贵州人，曾随王瑚先生做事，为人谦和老成，在地方上办船只，办柴草给养，都很公允，总使百姓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处的很好。 那时我的四周都是北洋军队。在湘北，有皖系的四个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张怀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个旅，都时刻把眼睛盯着我，监视我，但亦被我所牵掣对南军不敢行动。在此环境之下，张之江和张树声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张之江到曹仲三那边做说客，说的不卑不亢，说出种种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张树声到九江去说张怀芝，吴金标、阴卿先生从旁大帮忙，他们对张怀芝说，冯旅长在武穴主和，是为的爱国爱民，段先生对德不出兵，对内一味蛮干，实在失人心，非失败不可。又说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厉害处，说：“若是你有何二心，他倾就其全力向你猛扑，你将受不了。别人都向他表着同情，也不会接应你的。”这样软说硬说，使张怀芝也不敢动作。所以我们虽只一旅人，在武穴这样的大胆主张起来，终未吃什么亏，反把上上下下十七个旅的军力牵掣住了。 这其间孙禹行来看过我一次，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见我，就说： “焕章!我看你在这里驻着，太危险。王占元在你后面，张怀芝在你前面，左右上下的队伍，都对你心怀不测。若是打起来，南军离你太远，也不能援助你。你还是挪一挪地方的好。” 我问他：“我应当往哪里挪呢?” 他说：“你还是遵从命令，开到湘西去的好。” 我说，我们是多年好朋友，这次见面，我高兴极了，当你有多少好话指教我，哪知你对我说出这种话!叫我太失望了。我说，你的意见，真是主张对德宣而不战，一味对内自己杀自己是对的么?他即叫我写副对联送他，我说写什么话呢。他就说道：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笑起来，指着他说：“你是一个革命党，怎么竟说出这种话!” 原来孙岳这人慷慨义侠，清季，他在第三镇时，即加入民党，努力革命，我们就在那时熟识的。后来被曹仲三驱走，他只身逃到南京。南方的人又说他是北方的探子，中间受了许多折磨，几乎送了性命。——他的许多故事，留待下面再一并叙说。——他受了种种刺激，弄得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人知道真是非，从此即颓废起来。他这种“苟全性命”的哲学，已不是一天的了，他这次来武穴说我，就是奉了曹仲三之命而来。 我即派张之江和他同去见曹仲三。那时段先生被我所牵掣，气恼得不得了，必欲逼我离开武穴而后甘心。曹仲三就从中调停，再三地要我开拔。我想，我和平之义已昭告于天下，我一旅之众，再也无法大举，情势已不容我再逗留，即接受了曹仲三的劝告，把队伍开向公安石首，向湘西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