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淞沪抗战
| 说着就快到“八一三”了，这一天我们开一个中央政治会议，在陵园（注：即南京中山陵。）一个无梁殿里头。什么叫无梁殿呢?就是完全用砖砌起的一个大殿。在这里开会，确定了程颂云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阎百川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就是平汉路，第二战区就是晋绥，第三战区就是京沪。在开会的时候，汪兆铭那个鬼头蛤蟆眼的同他的一位同志，就打算了怎么样坑害主张抗战的人们，怎么样培植主张投降的人们，一言一行都明白地表现出来。 到了十五号，我从南京出发，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出发以前，我写了一个遗嘱，交给我家里的人，放在我箱子里头。主要的话如下： “同日本鬼子打仗，是为了雪国耻、收失地，上可以对得住祖先，下可以对得住子孙，成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不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孙决不能同日本鬼子妥协。我有几间房子，都交给李德全就完了。” 出发的时候，参谋长是熊斌代理，刘骥（注：字菊村，冯玉祥的部下，时任军事委员会总参议。）６为总参议，后来参谋长换了鹿钟麟。从陵园寓所出发，过了宜兴就遇见日本鬼子的六架飞机，飞得很低，看见飞机上边日本鬼子的太阳徽很真切。当时若是轰炸，那我们马上就完了。看那样子，和后来的证明，知道他是炸陵园和南京去了。我到了苏州张治中的司令部，知道张治中正在前头打仗，并且打得非常激烈。我同他的副官长谈了不过三分钟的话，我说： “我要到上海附近去看看。” 出了他的司令部，离开苏州也不过五里就听见苏州附近有大的轰炸。后来知道，就是炸了那个司令部的外边和里边。由此可见，日本人在京、沪、苏州一带，布满了间谍侦探。 后来听说，有一户人家在苏州车站附近开了一个茶馆，在楼底下设有无线电台，他在车站附近看见什么情况，听见什么消息，就马上给日本人报告。不多几天，他的一个独子竟在外面被敌机炸死。他的太太骂他： “你这个人，没有良心，不能得好报应，你看你给日本鬼子报告消息，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连你的儿子都炸死了，你这不是报应是什么呢?” 夫妇俩越吵越厉害，打起来了。他的女人就去告发了，被地方上的人捉住，问实了才枪决的。苏州出的这样事情，不止二三十起。 日本鬼子想出的害人法子，非常之多，一个是下象棋，一个是下围棋。他完全是为了勾搭中国人，收买中国人，稍一不慎，就被他们诳骗了。他特别注意的就是地方上这些破落户，没有正经职业，而有酸不溜丢的蹲茶馆的能耐，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没有别的办法，最容易被日本人收买。若是真正读书的青年，或是工人，或是农民，日本人也没有法子接近，他也不敢接近。他知道这些青年和真正的老百姓是有良心有血性的，他一说坏话，这些人就去打他，他怎么敢同这些人接近呢? 我到了昆山车站附近，我的一个副官不认识路，急急忙忙地把引路的小汽车开到昆山车站上去了。这是个死葫芦头，汽车路不通上海，又转回来。刚出车站还没有二百步，敌人的十二架飞机就到了，在车站附近俯冲式轰炸，把车站上的队伍炸死了很多。我是下了汽车在一个破房子里，带几个传令副官站在那房子底下，叫汽车开出去二三百步，借着道边上的树木隐蔽起来。敌人轰炸完了，飞机走了，我出来一看，熊哲民参谋长蹲在稻田里，只露出个脑袋来，幸而没有伤着他。这时的谷子刚刚秀齐，水是很深的。 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先生的司令部，张发奎同志、顾祝同同志、张治中同志、陈诚同志，他们都是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另外有杨虎同志，他是上海警备司令。我把在这个司令部里头所见的情形写在下面： 一、很有一种作战的精神，紧张沉着，各司其事。 二、电话、电报十分忙碌，看出战斗的激烈。 三、李印泉先生、张一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别的几位，从苏州来慰劳军队。他们在大轰炸之下，不顾一切地来慰劳将士，为什么?他们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爱护国家的一种真诚，一种热烈的感情。 四、我们大家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这张相是很宝贵的，值得纪念的。 今天回溯往事，也就想起张一老先生一九四三年在嘉陵宾馆聘他的女儿。一九四五年他就死了，这老先生没有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完全投降，真是可惜得很。 李印泉先生前几年在他云南的家乡带着许多家乡子弟，跟日本人拼过多少次的死命，真是老当益壮，越老越坚强，实在不愧是民众的楷模。 江问渔先生住在重庆乡间，吐血很厉害，这实在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教育家。 我记不清，我想黄炎培先生当时也许在场。黄炎培先生这些年来，为抗战，为救国，东奔西走，历尽辛苦，真是到处大声疾呼。胜利之后，他为了民主，为了和平，也努了很大的力。后来还有人去搜查他的家，拿枪对着他家人的胸口，问有枪没有枪，这都是历年以来真诚爱国的人所遭遇的意外的侮辱。最近他到上海去了，还不知道光景怎么样呢! 在张治中的司令部里，同几位朋友开了会议之后，我就回到苏州西边的一个大庙里。这一路上，敌机时而在前面轰炸，时而又在后面轰炸。到苏州附近，就将要黑天了，遇着敌机十几架低飞扫射。我同周参谋（注：指周茂藩。）几个人下了车伏到一个坟地里，从地上向上看飞机，看不十分清楚，我想他向下看也是看不清楚。 敌机过去之后，不到五分钟，苏州城里就有一阵很大的爆炸声音。 这天晚上，我住在苏州附近山上的大庙里。这个庙里边，情形很特别，还有些个古迹。分别记述如下： 一、客厅非常的大，能坐几十桌客人。 二、挂单的和尚也很多，可怜得很。 三、三更半夜里就起来打坐念经，看那一碗饭真不容易吃。 四、我想已经开始抗战，这般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也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去抵抗敌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去做生产事业?为什么叫他们在这里坐吃山空? 五、我觉得这是革命政府的耻辱，也表现了我们社会的落后。 六、有人说吴王夫差原来的宫殿就在那院子西边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和尚不慌不忙的，如数家珍一样，说出多少古迹来，我听他的话，有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 次日一早，敌人的飞机就到庙顶上，转了一个圈走了，我们用过早饭就到上海去，看汽车路上，各种车辆太多了，军队也很多，把这路堵塞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不能通过，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到了前方。 上海的战场，在一百里以外看着，半边天都是红的，远远地听见炮声昼夜不停。敌人企图先把上海给打开，因为他们扬言三个星期要把中国打投降了。又说，最多用不了三个月。所以才集中力量海陆空齐进，对着上海全力攻击。我们也是尽力地把所有能打的队伍都调了来，一师一师的，一军一军的，简直是用最大的力量拼死命。 有一天晚上，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到前方来开个会议。这天午后九点钟，我们在距张治中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开会(看那光景也不过四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来了。先是大家报告敌人的情形，后是决定怎么个打法。当时报告最详细和陈述意见最有意思的，就是张治中先生。他主张抄袭敌人的背后，从敌人的腰里头截击，我很赞同他这话。后来，蒋先生又详细地指示了一番，就散了。蒋先生坐汽车到苏州，在一个旅馆里停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上了火车回南京去了。火车刚开，敌人的飞机来了，把旅馆马上炸平。可见敌人的间谍在苏州是如何之多。 有一天，我在无锡梅园的一个地方住着，倭寇的飞机来了，就在那太湖里头扔了炸弹，把鱼炸死了好几百条。我有一首《二百条鱼》的白话诗，记述着这件事。 又有一天，敌机把太湖边上的一个大桥作为目标轰炸起来了。那周围五里路，连一家人家也没有，它跟发了疯一样，冲着那里轰炸起来，岂不是活见鬼了吗?这样劳民伤财，不但不能威吓我们的同胞，却使我们更加仇视日本鬼子。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一师人加上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有许多人说，这个战场就是个大洪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空军比着日本的数目相差很远，可是我们忠勇无比的空军将士们，也把日本鬼子打得不轻。不过数目相差太远，有的将领们打电话要飞机，他们不知道，哪里还有飞机呀!他们再三再四地要，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没有，只得说等着吧，过一会飞机就来了。可怜哪!我们前线的官兵，被敌人的飞机用机关枪扫射得抬不起头来，而我们的飞机又被敌人毁坏了十分之九，全面抗战，哪里不要飞机呢!哪里有那么多飞机呢! 到今天，我们痛定思痛，觉得太危险了，自己不能制造飞机，简直就如同徒手跟猛虎搏斗一样。现在有很多人说建国建军，我看最要紧的还是建机器，建工厂。如果我们建立起来大量的电气工厂，大量的机器工厂，大量地提炼铝、铀……，那么，飞机能自己造，汽车能自己造，不但能造，而且能多造，当然没人敢欺侮我们。若是有人欺侮我们，他必定要吃很大的苦头。空口说建国建军，那是没用的。 昆山有一位曹亚伯先生，他随从孙总理（注：指孙中山。）革命很多年，总理最看得起他，也最信服他，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我一到昆山就去找他，他是黑天白日都在努力抗战工作。为了抗战，有时他一天都吃不上饭，并且是万分热诚而有义气。有一次，夜间一点钟，我到了他那里，他领我到跟前一个山上去，那里有个大塔，并且有几间房子，他说： “不轰炸的时候，可以在这房子里办事，轰炸的时候，就在塔底下。” 我说：“当司令长官还能见了敌人的飞机来了藏藏躲躲吗?那不太笑话了?” 他说：“不对，司令长官不叫敌人伤着，这才是真正为国的司令长官，也就是真正爱护官兵的司令长官。若是随随便便叫敌人炸伤了，或是炸死了，那能算是拥护政府吗?那能算是爱护官兵吗?” 我觉得他这话很对。曹亚伯先生是“武昌革命日知会”的发起人，武昌起义可以说曹先生出过很大力的，他是创建中华民国的一位革命英雄，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最好的模范人物。又有一天夜间，我同白健生先生一路去看曹亚伯先生，他马上给我们预备好了地方，让我们在一个屋里讨论事情，他在外边警戒着，这种情形太难得了。过了没几个月，上海沦陷了，昆山也沦陷了，曹先生得了病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把我们宝贵无比的曹亚伯先生给害死了，真是可惜到万分! 在昆山，有一天夜间两点钟去看陈诚，他正在那里伏在桌子上研究地图，我同他谈了一会儿前方作战的事情。我知道陈先生到了深夜还在那里苦心研究，真是一位抗战的好将军。他能吃苦耐劳，能实干，敢说话，不怕得罪人，这是他最大的长处，有些人故意跟他为难，我觉得不大妥当。我常常说几句公道话，也有人不痛快，我是不管那个，应当说的我还是说。 日本的间谍布置到各处。有一天夜间十一点多钟，敌人的飞机来到昆山附近，马上就有人放红灯，一个一个地起来了，当然敌人轰炸很容易。像这一类的事他们布置得很多，把我们的人坑害得很厉害。 上海到苏州的一条公路，一运起兵来，觉得太窄了。军队行军占去了一半，一辆汽车又占去一半，对面再来一辆汽车，这就没办法了。若是对面再来一部分军队，那就挤成酱了，这还说的是步兵行军。若是炮车呢，就挤在一起，谁也不要走了。交通在各方面都关系很大，对于军事来说那简直是重要到万分。挤在那里过不去，差五分钟都不得了，何况是几个钟头过不去呢。特别困难的是路上没有交通警察，没有人指挥，这样一来，彼此在那里对峙，谁也不让谁，敌人的飞机来了，很厉害地轰炸，就这样死的人很多。 有一天，蒋先生给我一个电报说，据夏楚中（注：时任第九十八师师长，后升七十九军军长。）报告，他有一营人守宝山，全营覆没，所有的官兵都为国牺牲了。这个消息，我向将领们说了之后，人人都很悲痛，各个都愿意效法他们，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真的，此一壮烈的事迹，鼓励士气很大。可见人生世上，都是互相影响的。 在作战的时候，伤兵伤官很不好往下运，运到苏州、无锡，各地临时医院里也有。 伤兵是吃了大亏，一个是事前没有预备那么些医务人才，还有一个是没有预备那么些药品，再一个是交通太不便，担架队太少，运不下来。有一次，有个伤兵到了医院门口，大哭大骂，哭骂完了就死了。那是因为他路上流血太多，没有水喝，没有人照护，他觉得还不如死在前方好。又有一次，几个受伤的连长，运到南京火车站，也是大声地骂起来，说：“你们把我枪决了好了!”这都是流血太多，没有包扎，太痛苦的缘故。 到了医院的人，本来地方上的父老绅士们，各界的同胞们，都愿意有点表示，送些礼物和钱，可是有些特务人员夹杂在医院里，不准人们去看，不准人们送东西，就这样一闹，弄得大家莫明其妙，只好不闻不问了。这样冷淡下来，伤兵们受苦，士气也吃亏很大。 前方打仗的军队，指挥的权限不一，最高统帅，连一连炮兵他都指挥着。电话是通的，一会儿叫这个，一会儿叫那个。因此，有些官长躲在后方，手里拿着电话，一叫他就在了，问他在哪里，他说我在最前线上什么什么地方，其实不然，他在离开战线很远的地方，就单抱着个电话机等着打电话呢!狡猾的是这样，不狡猾的在前方死拼，叫不到他，这实在是大可研究的事。 说到炮兵、工兵，临时拨归某部队指挥，平时并不归他统辖，这样一来，人生面不熟，彼此不相了解，叫他把炮队在什么地方进入阵地，他就自己打起如意算盘来了。有一次，一个炮兵连长对我说，他那一连是四门炮，叫他进入阵地，他就拉一门炮上去了，其余的留一门在后方，而把另两门炮藏到后方很远的地方。我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办?” 他说：“我看前方的光景不好。不久要退却的时候，指挥官的队伍说走就走了，我这炮要退多艰难啊，他到时若不给我信，那就更糟了。” 这些炮兵的官长，都存着这种心理，前方的炮火威力怎样能增大呢?若是这个制度不改革，恐怕将来还有很大的乱子。 军队里头吃饭是一件大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俗语说得好，“人是官的，肚子不是官的。”这是说非吃饭不可。我们事前对于携带干粮毫无准备，饼干没有，罐头没有，那就不要说了，就连面包也没有的。吃什么东西呢?还是吃大米饭。怎么做法?散兵线后头，近了不能做，远了做好送到前方全都凉了，凉饭一吃就病。今天的飞机，敌人全是低飞，除了轰炸就是用机关枪扫射，他看见你哪里一冒烟他就轰炸，哪里一冒火他就来扫射，伙夫没有办法做饭，若打死几个那就更没办法了。实在说起来，前头的队伍，连官带兵，有一多半是饿得不能打仗，并不是敌人多么厉害。我确实知道，官兵们吃饭的事到如今还没有办法，为什么呢?有些人，他们就不愿意注重这类根本问题，完全是自己骗自己，怎么会不糟糕呢? 说到运输问题，以连为单位来说，谁担子弹，谁送饭，谁送粮秣，谁送伤兵，每连上哪几个兵，除一除这个，除一除那个，七折八扣，剩了很少很少的在前头打仗。为什么这样办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注重性命根本的大事。 看看吧，拉炮的骡子和驮机关枪的骡马，真是骨瘦如柴，那可以说是“窈窕淑骡”了，它还能拉炮?它还能驮机关枪?它走路都走不动!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炮兵直属军政部，军长、师长、旅长都管不着他，而军政部又有那么多的事，他怎么照顾得了呢?因此，骡马的事就糟得不成个东西了。骡马是军中的活动武器，克扣骡马的麸料，就像损坏枪炮一样。他们会说，不会去看；他们会坐在屋里等报告，不敢去实地察考。还有一个病根，他们不敢切切实实地惩办哪一个不好的，奖赏哪一个好的，不论什么事，得马虎就马虎了，有什么事情不坏到底呢? 军队本是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地方，不能用什么特务在里头，但哪晓得，也是有特务的。他奉的命令是专作报告，这样一来，他没有报告就不能领津贴，逼得他就无枝而添叶地来干，小报告一天几个，弄得很麻烦。好在我是满不在乎，我的遗嘱是写好了的，我就是要死在敌人手里，日本鬼子要打不死我，我一定要收复失地，至于旁的，你报告什么不报告什么，我全不在乎。 有一天，新买了两辆摩托车，一个叫李正义的，他骑着到宜兴那边一个山洞里去，到宜兴拐弯没拐好，摔了个半死，就送入医院了。本来他是在交辎学校学的，谁晓得他一大意便出了一个大岔子。若不是摔坏了他，我还不知道。 有一个姓孙的，山东人，在英国读过书，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不紧不慢的，不拿着事情当事情。有一天夜间十二点，我在无锡那个湖边上住着，忽听到飞机轰炸声，我马上就叫姓孙的去看，并且叫他去打听打听百姓，谁晓得他马马虎虎，一直到了午后三点也没报告，他真是拿着事情不当事情。后来他跟着鹿瑞伯先生到河北去了，弄得怎么样，不大清楚。鹿先生当兵役部长的时候，我看见他跟着鹿部长，不久就听到说，他因为贪污下了监狱，定了十年还是八年的监禁。可见自己看不起自己，拿着事情不当事情，不真正负责任，不听人的话，是自己害了自己。未下监禁以前，他从英国留学回来，我没看见他拿过书，不但英文不看，中文也不看，一个人不看书，不自己教育自己，管自己。怎么能进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