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六　为被召回国事发表的声明
| 当我在华盛顿时，中国大使馆给我转来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吴鼎昌的一封信，信中说蒋介石个人命令我在年底前回国。 但是，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了行政院张群院长一封信，指示我明年继续在此地进行我的水利考察任务。张群先生甚至善意地给代表团预支了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经费。 我的任务是由行政院指派，并且是直接向后者负责的。因此，我对蒋介石的个人命令感到困惑，因为这是同行政院的命令相矛盾的。这种明显地践踏政府既定的工作步骤的个人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独裁行为。我本人为能拒绝承认这一行为而感到万分荣幸，并期待着对此作出的进一步澄清。 许多人曾忠告我，我直言不讳批评南京政府实施内战和独裁的罪恶政策，其结果可能是将我召回国内，使我保持缄默。如果蒋介石的命令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我愿意听到诚实的、公开的说明。 我感到可笑的是，参议员华脱·于德在参议院攻击我。指责我“滥用了美国给予我的礼仪”，因为我“激烈而不真实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行为。当于德先生指控我“与共产党的叛乱分子结盟”时，劳勃特·阿伦先生则在十二月十四日的《纽约时报》上报导说，我正在组成一个“反共政府”。这些异常矛盾的不同指责，其荒谬绝伦，是明显可见的了。 参议员周以德指出我是一个“职业叛徒”，因为我一个接一个地反对专制独裁者。假定如此，我想，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我是“忠”于中国人民的了，我支持过满清政权、袁世凯皇帝、亲日派的军阀段琪瑞、军阀吴佩孚和当今的独裁制度吗? 参议员于德特别提到我对苏联的访问，以及同一九三八年变成中国头号叛徒的汪精卫的合作。但是，他却没有告诉议会，他的头号英雄蒋介石早在我之前就去苏联旅行过了。确实，汪精卫、阎锡山和我曾同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一起，在一九三○年反对过蒋介石的独裁。于德先生没有说的是，从一九三二年至汪精卫背叛那一天止，蒋介石曾同汪精卫密切合作过。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甚至让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国民党的总裁哩! 参议员于德所指责的都是个人问题。他不敢对我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提出挑战，因为这些抨击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他过于热衷地为一个腐败与无效能已是全球闻名的政权辩护，使人揣测他是否心怀美国人民的利益与中美两国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