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五　我为什么与蒋决裂?
| 作为一个行伍出身的中国士兵，我始终衷心赞赏美国据以立国，而如今又据以领导全世界的伟大民主传统。因此，我十分高兴能有此机会通过《民族报》，向美国人民讲话。 由于我惯于坦率说话，因此，我希望美国传统的宽仁精神不至于指责一个士兵的粗鲁。 首先，我想说，除了国民党阵营中少数反动分子外，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民是衷心要求和平、民主与自由的。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满中国的现状的。他们信仰孙逸仙博士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并愿意付之实现。我完全同意马歇尔将军的意见，我相信中国的希望是寄予这些自由与民主因素的。 在外国观察家看来，这些因素似乎是软弱的、无组织的，因为蒋介石残暴的恐怖主义已将所有反对派赶入地下。自我不得不去保护我那些进步的国民党同志以及包括有影响的民主同盟在内的其他民主团体以来，我就不能公布他们的人数或组织了，但是，我可以说，他们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城市中，都是十分活跃的。在中国的西南，非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团体，已经在四十余个地区建立起来了。蒋介石将他迫害的人都指为共产党人，这是一种无耻的谎言，他们都像我一样并非共产党人。由于恐怖主义、腐化堕落与通货膨胀在中国日益严重，他们就必然会憎恨蒋介石可以从外国得到任何一笔金钱。各种民主力量会夺门而出，致力于推翻蒋介石，宛如一九二八年三民主义的重大政治影响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一样。我正是怀着孙逸仙博士的精神，去坚决对待中国为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任务的。 中美两国人民是有真正的历史友谊的。我们深深感激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给予我们物资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抗日战争胜利后，杜鲁门总统有关中国的声明和马歇尔将军以后承担的任务，使中国人民进一步相信美国的良好愿望和民主理想了。我发现，当“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遭到我党内反动分子的践踏后，美国人民是同中国人民一样，陷于巨大的失望之中的。此时，全面内战还未开始，如美国不是将几十亿美元倾注于中国，而是利用那种良好条件促成一项新协议，那这场内战原是可以防止的；如美国完全置身事外，绝对保持中立，战争也会由于缺乏进行的手段而告吹。一般情况下，提供给蒋介石的武器都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事实上，是美国武装了双方。 使人感到遗憾的是，三十余亿美元在中国是被用来扩大那场摧毁民族之火了。而据美国报纸报道，目前正有一股新的势力在驱使美国走向更多的干涉。如果这股势力得逞，那我们两国将会陷于一种甚至更为悲哀的处境之中。在一篇发表于最近一期的《生活》杂志的文章中，威廉·西·蒲立特建议美国以十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政治贷款投入中国的三年计划。对此项贷款的条件，包括美国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政策在内，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历史证明，外国用于干涉中国政治斗争的金钱都是白白浪费的。这种干涉总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 一九一八年，日本贷款五亿元给北洋军阀段祺瑞，扶植以后成为中国总统的徐世昌的傀儡政权，以对抗在孙逸仙博士领导下的日益壮大的民族运动。成千军事顾问被派往段军中。其他顾问也企图提高政府部门的实效。但是，惟一的结果是激起了中国人民抗议示威的巨大浪潮，这也是正在唤醒的国民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几年后，北洋政府垮台，日本人的钱白费了。 坦率地说，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反美情绪在中国是增长了。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反对他们自己的“坏政府”的斗争。一九一六年反对袁世凯与日本人，以及一九一八年起反对段祺瑞、张作霖和日本人的人民运动，都是记忆犹新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急风暴雨从不受任何个人或任何一个团体控制。也没有任何力量、不论来自何方能阻挡它。 蒲立特先生的建议指出，美国可以帮助蒋介石的军队减缩其规模，而提高其效能。这原是中国人早就提出过的一项草案，一九四四年夏，抗日战争时期，汤恩伯将军在河南被日军击败。他的迅速溃散以及他的败军在当地农民中遇到的致死的敌视态度，使他缴了农民的武器，并向政府告急。人民便到处要求改革军队。其结果是颁布了两项法令，一是宣布减缩军队的规模，二是提高官兵的饷银。但是，两项法令中的任何一项都从未付诸实现过。 军队的力量首先依仗官兵的士气，他们必须愿意作战。蒋介石的士兵都是农民，他们怨恨内战，他们都是被农村的官员用强征入伍的命令，凑集在一起，然后用绳子捆绑着，并且让他们挨着饿，送进训练营的，因此，他们都无法逃跑。而新兵未经严格训练即被投入战斗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当然要想方设法逃亡。京沪线上的旅客，经常看到他们从疾驰的火车车窗中跃下。金钱是无法使中国农民去为他们认为是违背他们的直接利益的事情而死的。 蒲立特先生建议征召富家子弟，这也说明他对中国的无知。所有农村官员都是替控制农村的地主办事的，何况任何能够征入军队的富家子弟，都可以立即成为军官而很少去接触战斗。他认为美国顾问可以在中国农村内监督征兵工作，这种建议也是行不通的。能争取农民的惟一途径，便是实现孙逸仙博士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各种建议，蒋介石是一概充耳不闻的。 一九二○年，当我在湖南指挥一个旅时，我眼看到配备着日本新式步枪的段军的表现：只要受孙逸仙博士影响的革命军队向他们冲来时，他们就丢下枪支，逃之夭夭。一九二六年，我率军南下，同蒋介石会合，因为我和我的全部官兵当时都相信北方的军阀政府必须予以摧毁。当时，我们的处境是恶劣的，我们经常是除了用盐水泡饭外，别无其他可食。但是，革命军的热忱和高昂士气终于使北伐获得了成功。 在蒋介石掌握权力的那些年代里，他是从不理解民众支持这一秘密的，像所有北洋军阀一样，他只相信建立自己的实力。这绝非一个局外人的恣意指责，而是一个同他合作了廿年的人的观点。我同他的紧密接触始于一九二六年，此后的第三年，他是第一集团军的指挥，我为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当时，有人发了几句牢骚，他便借此下令处决他的集团军中的一位将军，这就引起了一场哗变，他不得不辞职。作为第二集团军的指挥，我只得支持他，以保证革命成功。我发了一个通电扶助他，使他重新担任指挥。我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都同他共事过，对他的盲目自私和坚持独裁是深有体会的。也不允许任何批评与意见，至于我时常以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作为掩护向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表示同意，以保全我的面子，但是却从未实施过。 以军队为例。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蒋介石对他的中央军是有别于对其他将军手下的所谓“杂牌军”的。他的标准并非士兵的素质，而是指挥官们对他本人是否忠诚。一支被他认为并非他的忠诚支持者的部队，不论多么爱国，纪律多么严明，所获得的装备或武器更新，总是寥寥无几，而中央军则是不断扩大，得到了蒋介石能给予的最好装备。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汤恩伯将军在二周内丢失了几千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是他贪污腐化，掠夺农村的结果。但是，他不仅未受到惩处，反依然得宠。而另一方面，全国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张自忠将军得到的给养，总是少得可怜。一九四○年五月，他在鄂北遭优势日军包围，等待援军，但这援军是从未来到过。同年五月十六日，他在战斗中阵亡，以身殉国。他的部队之所以能被攻破，很简单，是因为他的部队是杂牌军的一部分。杂牌军的军饷是中央军的五分之一，这种差别是有意作出的——这是用国家的钱培植个人势力的一种手段。 蒲立特先生设想美国的钱将会缓和蒋介石手下那些官员的贪婪。我不重复中国和美国发表的对根深蒂固的贪污腐化所作的种种指责了，我只想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九四二年，拥有全权的军事委员会中一个负责运输的官员，是蒋介石的亲戚，像他一样，也是浙江奉化人。经证实，此人曾出卖了价值一千七百万法币的大米和价值一千万元的汽油以牟取私利。正因为事关美国租借物资，于是民众疾呼要采取激烈行动。蒋介石便施出了他全部的策略才能，去愚弄民众而又不伤害他的部属。他首先下令处决罪犯，然后，各重要军区却又纷纷电求取消蒋的命令，于是，改判徒刑十三年。但这仍明显过重，于是又从十三年减为七年。罪犯本人便被邀至另一个高级将领的别墅中去度过他的七年监禁。这还是不舒服，于是，三个月以后，从前线来了一封电报，罪犯便随之被带到浙江省，成了该省的保安副司令。蒋介石这种公开的姑息养奸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同乡之谊。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蒋介石本人也有多项支出是无法列入国家预算的：维持他的秘密警察部队就是其一，保证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忠诚则为其二。 更多的美援只是增长了蒋介石的独裁力量。目前，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在他的恐怖主义下颤抖。有意改革国民党以便合法地担负起国家事务领导权的李济深元帅被迫流亡，并被开除党籍；也有类似想法的余心清将军遭到了更痛苦的命运。目前在上海的孙中山夫人，是在秘密监视下生活，不准她自由地收信、会友。民盟盟员是作为叛乱分子对待的，十月七日，有廿位民盟领导人被处决了。著名学者，如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和考古学家郭沫若都被列入了黑名单。在三个团体中，约有三万名男女指定要予以消灭。 与此同时，自去春以来，当全国出现反内战示威后，许多教授和学生都被开除出教育机构，而臭名昭著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CC系的地方党机关，则千方百计地将他们的人打入大专学校，如最近的一次秋季入学考试中，早已被安插在北平四所大学的国民党的官员曾偷出试题，交给他们的同伙，这样，他们便成伙地渗入大学生中间，然后控制他们。但是，这桩舞弊却被其他想将试题卖钱的官员揭开了，这丑闻在北平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达数周，最后，只是在最高当局的压力下才平息下来。这种自由民主运动的全面高涨，正在把中国推向共产党人的怀抱。 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美国应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而通过支持中间党派——包括民主同盟与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为和平发挥其力量。我明确知道，那种援助目前是有效的，但是，不久以后，就会毫无作用。美国应当看到，依仗外国的支持以维持自身权力的一个腐败的少数派，只是一个可怜的盟友(注：原载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美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