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献金琐记（一）
| 缙云山的缙云寺外边有一个楼官亭，长满了碗口粗的竹子，总有千八百棵，我就住在这里，给这房子起个名字叫“虚心斋”。这院里有一家看房的百姓，一位老太婆有六七十岁，有两上男孩子，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一二岁，养着一头驴，每天去驮煤往山下送。驴驮一百四五十斤，小孩子们担七八十斤，弟兄俩换着班，午前是大的去，午后是小的去，刚刚够一家人的伙食。忽然间夜间来抓壮丁，把大男孩子抓去了，他妈妈托了多少人，结果花了二百多块钱才把孩子放回来。 有一位英国人，中国名字叫白英，有三十多岁，在复旦大学当英文教授，个儿不很高，瘦瘦的，很有精神，最好帮助穷苦的先生和学生。他常常在北碚街上，手里拿着一个馍馍且吃且走，他对一般穷苦的人们很同情。他很努力工作，每天把他所见所闻所想的事，都用打字机打出来，常常到两三点钟才睡觉。我有个做饭的，他没有看过什么叫打字机，听见黑夜老扑打扑打那么响，第二天他对人说，这个外国人一夜都发无线电报，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后来告诉他说，那是打字机，他才明白了。 白英先生的父亲在造船厂里负责任，我给他写过一篇字，他写信来表示非常的感激。为了英国人的一顿饭运动，我画了两张小画参加展览，由白先生寄去。后来，由英国回来的朋友对我说，他站在小画底下还照了一个相。卖门票的时候是五块美金一张。可见英国人，他们对于义举有很多的好办法，这真是应当效法的。 在重庆有英国访华团来，四位先生，各代表一党，说起话来各说各的一套，很光明磊落。这个说话，哪个不赞成，他就说不赞成，不像我们中国人，心里不赞成嘴里还说“哦”。 白英同熊二小姐两个人结婚找我证婚，我说：“很好。”没有惊动什么人，马上就成功了，这真是平民化，也真是革命化。 北泉这个地方本来是个大庙，前些年这庙里常有土匪，上下的船只要从这地方过，就得拿买路钱，不然就过不去。后来卢作孚把土匪打跑了，把庙改成了公园，整理得非常好。最宝贵的是这里有温泉，白天用这水洗澡、游泳，并可以磨面，晚上就用它发电。这可以证明，四川人的文化程度很高。 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书也不少。有一位图书馆的人，是湖南人，他听说我来了，很高兴来“农庄”(注：北泉的旅社楼房名称。)看我。他读了很多关于吴白屋的事情，他拿出吴白屋先生的日记、办学的一切布告和章程，都是一丝不苟写成的，既方正，又圆润。我看了他许多首诗，记述他在陕西长安被刘镇华围困八个月的事。他非常地感激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三个人救了他的命，并且救了长安城里多少万人的性命。 吴白屋名字叫芳吉，江津人，他在清华读书。有一个同学不知为什么得罪了一位美国先生，就决定开除他。各省在清华学校的学生，每省举一个代表，去见老师们请愿，要求不要开除那个学生。哪晓得那位美国先生上了火了，就要把这些代表都开除。有些先生说不能这样做，美国先生说：“不做也可以，就叫他们每人写一份悔过书。”这样一来，有的人就写了。吴芳吉说：“我不能写，还是先生办错了，他们应当给学生写悔过书才对。”到底吴先生没有写，他就被开除了。这时候有一位陕西的学生也姓吴，对他说：“你这样硬到底的办法是我应当有的，我为什么不这样办呢?因为家里的父母盼望我能好好读书，若是我被开除了回家，我的父母一定会打我骂我，所以我不敢不递悔过书。你替我做了，我应当帮助你，我要到美国留学，每月有六十元，我都交给你，你可以好好地在国内读书。”就这样吴芳吉讨饭回了四川。到美国去的这位吴先生，真的就每月把六十元美金寄来，吴芳吉就拿着这钱去读书，书读很多，当了大学教授，也当了中学校长，为人很耿直，也很义气，他的文章都是写实的。他死了之后，埋在江津县白沙镇的黑石山，我去献金的时候还到他坟上去祭了一祭。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吴汉杰，一个叫吴汉□。一个在女中当教员，一个在报馆，都很有修养，学问也造就很好。图书馆里这位吴先生的学生，忠诚实在，他真的够上尊师重道，他说的话，他写的东西，都是为了宣扬他的吴老师，像这样的学生太可佩服了。 北碚这个地方，有一位老绅士，名字叫王尔昌，很爱做公益的事。他家里也开着几个大煤矿，五个儿子，每个儿子管一桩事，处理得清清楚楚。他对于节约献金救国运动非常帮忙，他有一次捐很多的钱。他在北碚公园修了一条宽大的石头路，就叫尔昌路。他愿意为纪念张自忠上将成立一个人民祭祀的纪念会，并在坟前盖五间大殿作为飨堂。总而言之，这老先生是慷慨仗义，自己看得起自己，尤其是对于抗战有益的事，他是不遗余力地见义勇为。 重庆成立了基督教献金总会，有些人很热心，分头去劝募。也有的人，不痛不庠。只有利他社的几位朋友，如陈汉清、陈祖光、陈丰镐、陈容贵、冯子原、陆绍云、沈天灵、沈天敏，这般人都是按月献金，并且推动别人来献金。基督教青年会黄次咸总干事和他这会里的许多人都是按月献金。最特别的就是张树声先生，他的徒子徒孙很多，献金也最多。 我在这里认识一位荷兰人，叫高罗佩，不但会弹中国的七弦琴，而且中国字也写得很好。说起话来都是要用中国的成语或者书上的句子，他若给你倒杯茶，他就说“弟子服其劳”。他娶的一位太太是中国人，很瘦很小，说是在西南联大毕业，起初是教高罗佩的中文，后来他们就结婚了。高罗佩个儿很高，在日本呆过多年，会说日本话。他有点见解，也很不客气。有一天什么人利用学生为东北的事情游行，从荷兰大使馆门口过，学生们就对高罗佩说，你们快快把香港、九龙还回来。高罗佩说：“你们这些青年的孩子，还不赶紧回去读书，你们的知识不够，被人利用，你看一看连荷兰国的国旗都不认识，你们算什么知识分子，可怜得很!”他把那些学生们教训一顿，我听了觉得他这话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过分。 在重庆为了献金的事，我写了很多份《满江红》、《正气歌》。谁帮忙就马上送他一份，就这样，把纸、墨、笔、砚费去实在不少，工夫也用了不少。这个时候，我每天学英文，不学英文就写诗，不写诗就写大字，早饭后走一个钟头，午饭后走一个钟头，晚饭后走一个钟头，一天出三身透汗，身体觉着很好。 有一天我去看林天和牧师，他正在病着，见我就哭了，他说他有罪了，上帝降罚他。我说： “你怎么有罪了。” 他说：“有一个姓王的在你那里教英文，他是一个品行最不端正的坏人，好几次我要对您说，我都没有说，上帝降罚我，叫我生病了。” 我说：“好了好了，先生不要难过，这也是一件特别的事。” 在重庆的毛吟槎牧师是江苏人，我们在汉口开过一个大会，到的人很多，孔庸之先生也在场，结果呢?举了我为基督教徒联合会的会长，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好在是抗战的时候，只可勉为其难。后来毛吟槎先生到云南昆明，又到重庆。那是刚轰炸以后，到处都是破破烂烂，墙壁里头冒着残余的白烟，毛吟槎先生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收拾了几间房子，做传道的工作。天太热，地太湿，果然病了。我看这种情形，心里觉着不安，又有点不平。不安的是，这种情形之下如何能活下去?我想不只是病，恐怕一家人都不能活了；不平的是，为什么外国牧师有洋楼住，有地板住，我们的中国牧师，就这样的可怜呢?我下了个决心，给他铺了几间地板，后来他办了一个小学，办得很好。 有一位朱浩然牧师是河南信阳人，他是中国基督教信义会总盟督，“七七”事变一开战外国来款就断绝了。这位老牧师一家一二十口，住在北碚的乡下，距文星场二三里路一个板桥镇上，可怜极了! 那个地方常常发生不平安的事情，牧师还是在那儿，领着大家做礼拜开祷告会，凡是苦人穷人要他帮忙的，他都尽力去做，这样这个地方的百姓，就都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珍珠港被袭击以后，外国传教的朋友们渐渐有来的了，又找他到重庆来传教，他就是不来，他说：“我在乡间对着穷苦同胞传教，才合乎耶稣的意旨。”后来，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有两位外国朋友到乡下找他去，几次他才答应了进城。就在复兴关的下边，江边上，一个很好的房子里，办了一个神学院，也有几十位学生，家在那里。我也对他们讲过一次话，光景很好，穷苦学生都是纯洁可爱的。 求精中学搬到乡下去了，张海松牧师就住在这里，有好多次做礼拜都找我去讲话。张牧师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很有正义感，家里孩子很多，抗战这八年，他受罪不小。做礼拜的地方在个楼上，因为有地板，觉着干净得很。领圣餐的礼节，实在给人很大的教训，大家用一个玻璃碗，有一点不大卫生，不像我们美以美会，是每一个人一个玻璃杯，那样子讲卫生。重庆有一个圣书公会，专是卖圣经的，是林天和牧师负责的，每逢开会，张之江先生和我都是到的。 在北碚有张之江先生办的国术馆和体育专门学校，他的办法也不错，他是六十几岁的人，练起体操来谁也比不过他。他特别注重体育的原因，是看了我们这几年来考空军的人，一千里头只有二十个人合格，这样将来我们要大量地练空军，我们还能去外国招学生吗?不是什么别的学问不够，完全是体力太差。他在陆大三年，同学们都佩服他守规矩，能给大家作模范。他入陆大的时候是求我保荐他的，蒋先生批准了之后，他又不愿去了，我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说不去不成，结果很好地毕业回来了。钮惕生(注：即钮永建。)先生看见张之江毕业回来了，他也叫我保他入陆大，他没去成，大概因为他是考试院的副院长的缘故。钮先生跟我当过参议，既有学问，又很谨慎，是个真正的革命党。张之江先生和钮惕生先生的身体精神都非常好，可是要比着德国的兴登堡(注：德国的政治家、大总统。)还不敢说怎么样。兴登堡八十七岁死的，八十六岁还骑马阅兵。我常说，假若世界各国都派个代表开个大会，有人说，你们中国若能有一个八十六岁的上将还能骑马阅兵，那你们就算第一等国家，我们就没办法了，可是我们要找四十岁的将官可就多得很。如克鲁泡特金，八十岁在德国边界上住着的时候，有几个美国人去看他，他的看门的说： “先生没在家。” 美国人说：“若是先生躺着不能起来，或者是咳嗽得厉害，请你告诉说，我们是慕名来拜访他的，只跟他拉拉手，不同他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看门的说：“先生出去打猎去了，十二点要回来用午饭的，现在十一点半多了，你若想见他的话，请你坐在这里等一等。” 美国人等了几分钟，看见老先生背着猎枪，枪上挂着两个野鸡，老先生须发皆白，精神饱满。美国人问他： “你就是克鲁泡特金先生吗?你怎么还去打猎呢?” 他回答说：“我们俄国要大革命，我已经签了字，到最前线去。我每天得练瞄准几个钟头，不然的话，我在前线上不是白送命吗?” 拿这一类的例子来看，假如世界代表开会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说，假如你们中国要能找出一个八十岁的还能签字去革命，又每天去瞄几点钟的准，只要找出这么一个来，你们也算是第一等国家。如果这样，那一定要了我们的命了。我们民族的体力不健康，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张之江先生提倡国术，也有人反对的，以为这是落伍的办法。实在说起来，各有各的好处，若是我们不能普遍地西洋化，那就不如人人按着时候练几套武术为好。 在献金的时候，我在北碚。有一家姓冯的给他儿子结婚，找我去证婚。行礼的时候，堂屋里搁不下，就屋里一半屋外一半。这位冯先生讲话的时候，背了一篇文章，背了一半他忘了几句，老半会儿才想起来。他的儿子呢?也是背了一篇文章，那就更不如他父亲了，他结结巴巴背得更不清楚。我讲的完全是人人懂得通俗的白话，要紧的意思，是乡间习惯，虽然活到六十岁，只要你没结过婚，那总算是孩子，结了婚就是大人。什么是大人呢?说起话来入情入理，做起事来，能通人情，能合道理，应说的要说，应做的要做，如何对父母，问冷问暖，问饥问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事后我想到，这位冯先生真是可笑到万分，不知道为什么要背一篇文章，我想他是穷人乍富，不该装的地方他要装。其实用不着，有学问的人用不着装，越装的人，越显着没有学问，这是一点不错的。 这个时候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松岗洋右到苏联和斯大林元帅商量的结果，日苏协定成功。松岗洋右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元帅亲自送到车站，这样一来，谣言就都出来了，说什么话的都有。一天，蒋先生问大家的意见，一位一位地说，就有两位高谈阔论地讲道：这还不是明明地瓜分中国吗?潼关以西一定划归苏联了，潼关以东一定划归日本了。一面说着，一面装得像先知先觉一样。从这一次的谈话，就更明白了，他们装着像有什么似的，实际肚里是一包草。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一天一天地明朗化了。 当德国希特勒袭击苏联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在蒋先生的吃饭桌子上，说苏联一定败，德国一定胜，好像德国要打了胜仗，他自己能得到什么便宜似的。孙哲生、于右任和我总是说苏联一定打胜仗。有人说斯大林元帅杀了很多的苏联军官，恐怕军心不稳固吧?我们总是说，不然，若不杀了这些人，他们要在军队里干起来，那才是不得了呢! 有一次，说到日本，在张鼓峰(注：山名。在现今吉林省珲春县之南。)和诺门坎(注：地名。在黑龙江省西部、海拉尔之南，伪满时称之为诺门坎。)地方，苏联同他打起来，日本吃了大亏，可见日苏早晚要打起来。至于斯大林元帅送松岗洋右，那就证明了斯大林已经知道德国一定打他，他必须向一方面暂时妥协，方能持久作战。一点不错，果然是这个样子。 报上登着苏联后退后退又后退，这个时候苏联大使馆请客，也不用黑鱼子了，菜也减少了，可见人家是与国家同忧同乐同甘苦的。又过了不久，日本鬼子袭击珍珠港。这明明是因为罗斯福大总统领导着美国主持正义的缘故，他们眼光远大，又有正义感，又真正是个民主国，所以他们能够在世界上做第一等的国家。这个事情一发生，我们开了个正式的中央常务会议，国防最高会议，马上也就对德、意宣战了。 日本袭击珍珠港，有知识的人都看透了，这是日本闹“五·一五”、“二·二六”两次大屠杀案所决定了的。这一次的袭击珍珠港的事情，他们是要把他们的老成持重的人一下子都杀净了，不但白头发的要把他们宰了，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也把他们一个不留。自命是少壮派的人们，就是这一个袭击把日本国弄亡了。由此可见，老成谋国，老成神算，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的政府里头，还有人正在学习日本少壮派呢!也要学着他们走什么路，这种不知深浅的办法，恐怕要给中华民国弄出一个大祸乱来。 我记得秦穆公见百里奚(注：字井伯，春秋时秦国大夫。本为虞人。曾到齐，不见用，又到周，也不见用，后到虞任为大夫。虞亡时被晋俘去，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为楚人所执，又被秦穆公以五张牡黑羊皮赎回，用为大夫，帮助秦穆公建立霸业。)，降价而迎，寒暄之后，看他满脸的皱纹，秦穆公说：“先生高寿?”百里奚说：“七十三岁。”穆公说：“好是很好，可惜老了。”百里奚说：“今后若用我推车挑担确实老了，无能为矣，若用我谋国家，比姜尚(注：即吕尚、西周时齐国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西周初为“师”(武官名)，也称“师尚父”，通称姜太公。)还小七岁呢!”穆公说：“失言，失言。”拿这一段来看，就知道国家的大计，不是推车挑担跑路的事，乃是学问阅历经验，若尽用些半生不熟的人来谋划国家大计，那危险极了。北方的俗话有“二百五”(半吊子)，河南、山东就说是“红砖”这一套的名词，都是指的半生不熟。半生不熟吃什么都会得病，不但大米饭半生不熟不能吃，就是面条子也不能吃，只有鸡蛋半生不熟吃了不要紧。可是治国不是吃鸡蛋哪!清朝亡国，亡到振贝子(注：即载振，清咸丰帝堂兄弟，庆亲王奕之子。)、涛贝勒(注：即载涛，清光绪帝的弟弟，过继哈奕诒。)这一般人手里，日本亡国不是亡在土肥原、松岗洋右等这一般半生不熟的家伙手里吗?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大难，应该对这一点特别谨慎，特别小心。 同我在一起逃难的朋友，如宋修德，他是陆大毕业的，先到孙连仲那里，后来到刘汝明那里当了参谋长。这个人个儿不高，四方脸盘，忠诚笃实，很可惜，他得了个腰痛病，时发时愈，把他累赘不轻。 有一位叫崔贡琛的，也是陆大毕业，到了刘汝明那里当过师参谋长，后来当军参谋长，最后当了师长。胜利之后，忽然调任后方兵站的副司令，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想，除了特务报告以外，没有别的理由。 有一位吴组缃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不但汉文好，而且人极忠诚，慷慨义气，丝毫不苟。为了抗战，营养不够，他害了肺病，简直什么罪都受了。有一次，说有人劝他入国民党，不入党的不能当公务员，他说不当就不当，我就不入党，也就过去了。由此可见，这个人的骨头是很硬的。 有一位熊冠民先生，是山东人，汉文很好，以前给我当过秘书长，为人和蔼谦逊，受尽了苦难，我为他挂了一个上校秘书叫熊正大的名字。他的血压很高，也是为了忧国忧民的缘故。 有一位王冶秋先生，他原来在自贡市一个中学当教员，我请他来教我白话文。他很客气，为人热诚爱国，工作起来不遗余力，这几年的抗战，也是营养不够，吃苦很大。 有一位赖兴治先生，是四川内江人，在北大读书，为人忠诚谨慎，是他应办的事，都是万分努力，不但是一位天才，而且是一位真正勤勤恳恳的人。在献金的时候，他特别地出过力。我保荐了他，蒋先生把他送到美国去，学工厂管理法。在美国半年之后，他就能直接用英文演讲，这是多么可爱的青年。 有一位张雪山先生，也是在我这里帮助写过稿子，后来在山东打游击，几年的工夫，出生入死，弄了十几团人，在鲁北、鲁西打死日本鬼子很多，胜利之后，他就离开了山东。这位年轻的山东人，就这样可惜地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李时甫八年以来，由参谋长而师长，由师长而军长，由军长当了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他是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品学兼优，谋勇兼备，真是一位明大义、识大体的模范军人。他这一军，两万多人，连死带伤的总有八千左右。 赵寿山，他是陕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也是跟我当过参谋官的，后来当师长、军长，也当了总司令。此人勇敢善战，最能得兵心，所以连年抗战以来，他能够百折不挠，始终在最前线上，这真是第一等的将领，可惜不断地被人排挤。 山东、河南、皖北各地的旧朋友，忠贞为国的实在不少，不过因为受人家欺骗者有之，被人家遗弃者有之，迫于义愤者有之。像刘郁芬、门致中两位，是做过某君的上宾的，到了武汉很诚意地拜访过某君，好多次都不得见面，弄得没有办法，他们才走了。我想像他们这一类的朋友，因为生气闹成这样的，必是很不少。 我听见好几个人说，孙某的军队纪律严明，身体精壮，武器很不好；反过来说，某某部队武器很好，都是美国式的，可是纪律太坏，身体又很衰弱，这怎么讲呢?我的朋友白先生说，这样子太不好了，这是我们胜利后的一个顶大的缺点，这一点若是不改正的话，恐怕要使国家受到一个顶大的损失。 有一位姓张的，是山西人，在天津当电话局长，同日本鬼子反抗过多少次，几乎被日本鬼子把命要了。他到重庆来，在财政部里做了个小事，是很努力很热心的人，很能任劳任怨。他对我说： “节约献金的事，最好到外县去发动发动，定然很有成效。” 他给我借了车，也预备了汽油，还找了一位盐务局的朋友陪着我。我先到了内江，第二天就到自流井，住在盐务局的招待所里。这里有刘仁庵市长，他是成都人，很清廉，很能干，他的老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医生，从成都给他写信来说，只要你能做一个清廉有为的官吏，我看病赚的钱就都给你用。首先就给他汇来十万块钱到自流井银行，本地的绅士都知道了。看这位地方官同一切的地方官都不同，他的生活开支都是用他自己的钱，再加上他谦逊和蔼，认真做事，结果，人民对他非常好。这里的盐务局长姓曾，名仰丰，号景南，是福建人，美国留学生，曾在天津一带做过盐运使。他也是工程师出身，个儿不太高，精神饱满，中外学问都好。他给我讲过中国盐政史，把管仲(注：即管敬仲，名管夷吾，字仲，春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刘晏(注：字士安，唐大臣，理财家。)抬举得很高。他说，近代为盐务真正谋利的人，就是一位英国人，名叫丁恩，是第一把好手。他说丁恩在中国每一个出盐的地方都仔细看过，他把盐务的弊病和利益都看得十分清楚，把中国的盐务制度给改革了，结果是有知识的人没有不赞成的，也没有不佩服的。最好的地方，就是盐务人员生活有了保障，不许他作弊，他们的家庭生活，住房、教育、卫生、有病有灾、老了、死了都有确实的办法，所以盐务人员没有一个不实心实意地去工作。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制度好。我们而今有些人，把这个意思弄错了，以为训练是要紧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生活无保障，家中老少生活无保障，管你怎么训练，他都不会好的。这实在是顶科学的办法，制度所以要紧，就在这一点。 我在这里对盐务考察之后，我给蒋先生写过一封信，说的是兵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因是因为国库没钱。国库里想有钱，想许多的新的门道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既容易招人民反对，又增加机关和官吏太多。为了收复失地打胜仗起见，不如就从盐斤上加价，机关官吏都不要增加，又不费什么事，可以办成功。曾(注：指曾国藩。)、李(注：指李鸿章。)的时代，他们向洪(注：指洪秀全。)、杨(注：指杨秀清。)作战，也是没有钱，办了一种厘金，扰民很厉害，收入并不甚大，后来，找着盐商，商量好了，一斤盐加几个制钱，可是收入的数目就很大了。淮河流域的盐商们，他们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他们一个“淮”字，他们出多少钱都愿意，淮军之所以得名就是在这一点。曾、左(注：指左宗棠。)、胡(注：指胡林翼。)、李他们能够成功也是在这“盐”字上下了功夫。我们今天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注意这一点方能有办法，后来果然有了成效。 这地方开会，光景很好，开大会的前一天，在一个大戏园子里，我讲话完了之后，马上就有个老太婆，把她攒了三十年的二百块现洋献了金。开大会那一天热烈极了，有一个小女孩九岁，拿着个金戒指来献，挤不到台跟前，就在台下边哭了，她说她要献金，不准她献不行，不收她的不行。她还说，救国她也有责任，不能轻视她。曾景南先生和缪秋杰先生是一样的作风，看得到做得到，敢做敢为，又有胆量。如自流井的一个中学，那房子盖得好极了，是照着南开中学的样子盖的，这个钱花得真是值得。教育本是国家的性命根本，无论公私，大家都应提倡。这里有个校长叫韩叔信，是在南开毕业的，很谨慎小心，学校办得很好，规矩也很严正。 这里有一道河，多少年来都是一下大雨河里就是洪水，沟满濠平，雨下过去一半天，水就流光了，船是不能走的。曾景南先生在这里修了一道大闸，把水闸住，很大的船都能走了，这个闸就叫庸公闸，那是因为孔庸之当行政院长的原因。闸旁边能行船，那个行船的方法是仿照巴拿马运河做的，做得好极了。很大的船，载的分量很重，都能平平安安地行走，这真是改造天地宇宙的办法。后来，过了三年多，账目报到财政部就不给他销账，孔先生离开了，财政部长也换了，说是谁修的谁自己拿出钱来，账不准销，可把曾景南急坏了。我听了这个话，去跟蒋先生说了。我说： “这太没有道理。” 蒋先生说：“万不能这样办，我来招呼财政部。” 过了好久才把这个案销了。 这里第一次献金，是二百几十万，这里帮忙最大的是朱秀峰先生，他是这里的总工程师，河北省人，大个儿，红脸，浓眉毛，大眼睛，说话爽直痛快，最爱国家，又最好交朋友。他在绥远呆过，跟我同过事，他见我来做献金工作，是十分喜欢，十分帮忙。 我从这里到威远，那是参观黄金沟煤矿去的。从威远过，他们那里正开运动大会，截着我，找我下去讲话，我讲了三十分钟的话。后来知道，他们成立了献金分会，头一次献金是五十万。到了黄金沟，这里的矿长是郭象豫，河北省人，高个儿，北洋大学毕业生，说话有点沙音，他把这个地方创造成新天新地。原来是毫无人烟的地方，经他的手创造了一个很庄严的新世界。这个人既有能力，又有办法，对国家忠诚极了，无论是长官朋友对他都很信任佩服。经我一次对他们的人员讲话之后，他们就决定了，写了每月志愿献金书。那时候钱值钱，他们每月献二万八千元，头一次献的还不算，以后又陆续有增加。这里完全是机器开采煤矿，为工人搞的种种福利，如洗澡一类事情，办得周到极了。 从这里到荣县，县长叫黄希廉，是我办的西北干部学校的学生，冒尖得很。在这一县里头，他把本地的父老得罪不轻。这里有一位姓赵的，名叫熙，号尧生，有七十多岁，他很精神，很健康，我给他写了一副寿联，他也送了我一个中堂。这里有基督教会，牧师是英国人，办了一个很大的医院。这里交通这么不便，能有这样一个大的医院，谁也想不到。这也是给我们教训不小的一件事情。 这位县长，真是一位找事干的人，在这一县各乡镇里头都修了汽车路。老百姓们说，我还没看见过汽车哪!修路要占用很多好地，用许多很有用的工人，因为这样，老百姓们就很不痛快他。可见做事是先要把话说清楚，使老百姓都能明白就容易办了。 这里最好的一桩事情，是每天早晨都有朝会，学生们、公务员们一早都要到的。小县城的人们，都知道爱惜光阴和遵守时刻。更有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男女孩子们都得上学，这些孩子见了人都得行礼，可爱极了。由此可见教育太重要了。 这里有一个年轻的会画画的，给我画了一张像，拿来给我看，要我题字。他问我： “像不像?” 我笑了笑，说：“很像。” 黄县长问像谁? 我说：“像我表弟。” 我为了鼓励起见，还是题了“冯玉祥”三个字。 县长屋里放了一杆步枪，我问他： “干什么用的?” 他说：“这个地方不大平安，我带了好多人打土匪，好久才打平的。” 他现在还时时刻刻防备有事。 我说：“备而不用是好的，但是不可常常地拿枪动家伙，使老百姓害怕。” 他这一县里献金还算不错，后来因为地方的百姓和党部都反对他，所以他在献金这件事上表现得并不很好。 到了五通桥，这里是一个产盐的地方。有个黄海化工社，有许多很好的科学家。有一位孙学悟先生，他在芦台、天津一带就办黄海化工社的事。日本人出多少钱请他去，他不去，他不愿意多拿钱替外国人办事，他宁肯少拿钱，也愿替中国人办事。在这里看见了一个老朋友刘站长的儿子，也是一位科学家，他研究了用汽车的马达从井里往上提出盐卤，代替了牛力，这一件事救了不少牛的命。过去许多牛聚在一起，常常发生牛瘟，现在牛瘟减少了。另外，过去牛太多，到了冬天没有草吃，就把山坡上种的甘蔗砍下来喂牛。有了这个发明，许多的甘蔗都可用以做糖了，这是一件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谋利益的事。这位刘先生名字叫刘学义，有三十多岁，个儿不矮，胖胖的，是一位很诚恳很努力的青年。他父亲民国元年在北京西边三家店车站当站长，名叫刘锡廷，人很好读书，很注重孩子们的教育，所以他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 五通桥的区长龙则灵，很年轻，小个儿，很有精神，说起话来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为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事，很是努力。这里的盐务分局局长丛保滋，也很努力。盐务局里有一位女先生来献金，说起来才知道她的先生是位医生，因肺病死了，她的戒指已经陪着她的丈夫埋到坟里去，有她先生名字的戒指，正在她手上戴着，同着她的一副耳环，一起献了出来。我说： “你还有二三个小孩，还要你养着，你拿回去卖了养活他们吧!” 这位夫人说：“有我先生名字的戒指，除了献给国家以外，没有法子对得起他。不卖钱给他的孩子，是愿意叫他的孩子知道国家比他们要紧，只要国家好了，他们就不会当亡国奴了，若是国家不好，不论他们吃得多好，穿得多好，都是没有用的。”并且说：“老靠当汉奸过日子，吃的越好越丢人，穿的越好越可耻。” 就这样，我把她献的东西收下了。 丛保滋先生约我到一个山上去，那里是从前盐务局外国人住的地方，讲究极了，房子好，院子好，有树木，还有草坪。我在这里洗了一个很痛快的澡，并在这里用了午饭，说了许多关于管盐务的事：英国人走了，我们自己管了，我们必须比英国人管得更好才对，尤其是正在抗战的时候，我们更要时时刻刻地警惕、奋勉、努力。 后来就在这里见到一位陕西的朋友，也是关中的豪杰，谈起话来，才知道都是国民军的老朋友。他耿直实在，他不会运动，不会巴结，净是说实话，所以他跑到这个地方来养胃病的。后来我在成都买着了鹿茸精给他寄去，说是吃了那种药好得多了。那一天我是走回来的，也有十里路，沿途上看那风景美极了，中国到处都是锦绣河山，实在应当好好保守，不应当叫外人夺了去。 第二天，我到永利工厂去，他们办公的地方叫道士观，沿路上的百姓摆上桌子献金，几十，几百，有工人，有穷苦的农民，有男女学生，一段一段地把车挡着，截着我献金，每一段我都给他们说几句话。到了永利公司，一进门有一个影壁，上头写了几句话，好像是他们的公约，一是破除迷信，二是信仰科学，三是认真实干，四是俭朴勤劳，还有两条记不清楚。我很佩服他们的办法，这才叫简单明了。他们集合了工友和眷属，来请我讲话，我讲完了话，他们马上决定了一次献金和永久献金的办法。后来知道在二十里路外还有工厂，也是同他们一样决定了一次献金和永久献金的办法，这是出人意料的事!后来到了这里的大桥上看看，很长的大桥，两边都是河。这个地方上的商家都很热心，我同他们谈了话，我佩服他们有见识，也有眼光，不像那些没有知识的商人，光想自己弄钱，不顾国家的存亡，他们很痛快，很识大体。这里开献金大会的时候，光景很不错，临走的那一天，同很多的学生照了一个相。走了不很远，就到了一个探深井的地方，是用机器钻了一千几百米深，他们还要继续往下测探。这个地层里有一丈八尺深的煤层，这是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最有意思的，是把地里头几千米深的地层取出一寸径的东西来，一块一块地摆得好好的，这样大家一看都清楚明白了，这就叫科学。 这里用的钢丝有一寸多的直径，是从德国买来的，现在德国已经打起仗来了，就从美国买来运到印度，由印度用飞机运到昆明，用汽车运到自贡市，再运到五通桥。钢丝来不到，这里就停了工。四千多尺的深井抽出来的黑囟，气味很大，盐质最重。 从这里看出来，我们的国家真是落后，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业不进步。钢丝不能来，我们就得停工，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造钢丝呢?实在说起来，我们应当自力更生，应当自己能生产，不应当依靠任何国家来生存。今天这件事是万分重要的事。 到了牛华溪，这个地方有二十四道街，买卖都很兴盛，什么东西都有。这里开了一个临时的大会，献金也很踊跃。这个落后的地方，当然免不了迷信，有好多老太婆抱着他的孙子、外孙来找我抱一抱，都是几个月的娃娃。有些孩子，胖胖的脸，黑眼珠瞪得很大，很大方的，满不在乎，看那样子被我抱了，他是很美、很舒服的；也有的孩子刚一抱，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各色各样的话都有。在这里看得出来老百姓是人人爱国，老百姓的力量是大无边的，就是应当向老百姓学习。 距这里不远便是郭沫若先生的家，一道是沫水，一道是若水，他就住在这个地方，我很想到他家里去看一看，可惜时间来不及了。碰见了他的一位同学，他把郭先生家里的情形给我说了一点，郭先生是一位很努力读书的人。同这里的老百姓谈一谈，真是聪明伶俐，俭朴诚实，这样一看，人生在世界上，谁若是自圣自贤，自骄自傲，自大自恃，那谁就是傻子，谁就是一个最不聪明的。只要你肯仔细看，你就知道了，在老百姓当中有许多圣贤，比那有知识的还有知识。 到了嘉定，就是乐山县，清朝的时候是嘉定府，这个地方出产很丰富，文化也很高，紧靠青衣江，西南上有四县，雷(注：即雷波县。)、马(注：即马边县。)、屏(注：即屏山县。)、峨(注：即峨边县。)，是汉夷杂居。夷人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们以大梁山为根据地，周围很宽广，风俗言语都跟我们不同，常常闹事。打进来的时候，一个是抢东西，占地方；其次就掠人，掠了人去，就要当他们的奴隶，并且是任意买卖。我们这边上的(汉)人跟他们来往的很多，教给他们一些不良的方法，如种大烟等。他们弄大烟来换手枪，换步枪，久而久之就会发生民族冲突。假如我们有人办事的话，我们应当用教育的方法教育他们，一面保留他们的语言，一面输入我们的语言。这本来是总理的遗教，为什么不办呢?若是办的话，我们就不必派队伍去防备他们了，队伍就可以拿去打日本鬼子，而且这些夷人也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也能同我们一块儿去打日本鬼子，这样一加一减，这个力量差了多少?到今天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还是万分重要的。 这个地方不久以前设过一个财政部的税官，有多少种抽税的方法，老百姓们一看都大吃一惊，人越聚越多，一下子把新设的一个关卡包围起来，要打办税的人。他们要兵保护，这里的军队就把机关枪架起来了，越说越厉害，危险得很。这要一开枪，一定要死很多的人。这里有两位绅士，一位是蒋焕亭先生，湖南人；一位是刘裕周先生，商会会长，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两位先生出来说和，说和不下，他就站在机关枪口前头，无论如何不能让开枪打百姓，就这样才把事情说和下来。 由此可见，抗战时候的财政是多么艰难危险。若不新设关卡，利用原来的盐务机关，那够多么省事呀。不知下情，这是最不得了的一件事，轻举妄动，常常闹出大事来。 在这里有武汉大学，校长是王星拱先生，有五六十岁，性情和蔼，道德学问都很好。找我去讲话，学生们对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事非常拥护。有一位工学院院长，安徽人，谭声乙先生。工学院的设备还算不错，他制造了很多机器，卖给旁的机关。一个学校能制造钢铁的东西卖给别的机关，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过。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我给他们讲了话。 有一天给小学生们讲话，刚讲完了就有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上台来对我说，请求我帮他们的忙，向教育部说一说，把这一本书的字印好一点，他们实在看不清楚。一面说着，一面拿小学教科书第六本给我看。我一看那个字真是太模糊了，怎么也看不清楚是个什么字。学生又说，这本书在兜里放几次就碎了，我看了看一点不错。我答应了马上回去就给教育部写信，并将这一本书也放在里头。后来陈立夫先生复了我一封信，说是正印着，不久就有好纸印的书出来。几个月之后，我接到一套小学教科书，果然纸是好的，字也很清楚。 在这江的对岸，也有一所完全小学，找我去讲话。我走到半路上就看见三十五十的小朋友们在路上等着欢迎，他们喊的是“小朋友欢迎大朋友”的口号，很快乐欢喜的样子，蹦蹦跳跳的，高兴极了。 这一天讲完了话，大家在一起会餐。就有一点不好，孩子们的菜没有客人们的菜多，我觉得这样不好，菜多就都多，菜少就都少，有多有少相形之下很不好看。我记得是在灌县夏令营，一次是张文伯先生请我同那一队在一块儿会餐，我们在当中桌子上吃，菜多，学生们的菜少，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了。又有一次，是在灌县夏令营的大操场上，是朱家骅代表党里做主人，那天也是那个样子，台子上的主人们，反倒菜多得很，好得很，客人们反倒菜又少又坏，那些青年学生吃了两口就完了。他们也很不客气，看见做主人的桌上大鱼大肉还很多呢，他们就端着菜盆子对着台上嚷起来，说： “党部里请客，我们还没吃两嘴就没有了，你看你们做主人的反倒一桌子鸡鸭鱼肉。” 弄得朱家骅可说是无所措手足了。他只是说： “请你们原谅啊!请你们原谅啊!” 那些青年孩子们说：“我们原谅你，肚子怎么原谅你?” 我们下了台，围着他们周围走了一圈，看那碗里实在是没有多少菜。 这个学校是一位范先生做董事长，倒是很有钱的，四川人最大的好处是有钱肯办学校。 这江的对岸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大佛，那是就着那个大山凿的，耳朵眼里能站下两个人，那是一点儿不假。中国人有钱去干这种事，他也不去拿着钱研究科学，尽去弄空的虚的，这多冤呀。 这里有个大庙，也招待客人，清洁雅致极了，和尚们说话也是说神仙怎么有灵，怎么有灵，好多笑话。这一天开献金大会，到的人真不少，因为这里有一位韩文源很帮忙，中央银行有位办事的陈祖辉先生，更是热心得很。献金的那一天，开起大会来，忽然从正东来了一些人，放起鞭炮，敲着锣鼓，抬着食盒，四个食盒装得满满的，全都是法币。这里还没有抬上台去，东方、南方都放起鞭炮来了，打着鼓，敲着锣，也是十个、八个抬了来。光景的热烈，真是向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地方献金比自贡市还多，最难得的就是大家的爱国心，是纯洁诚恳的，拥护抗战的。 这里有个织绸厂，织了绸子就做降落伞。降落伞一做好，就用卡车运到飞机场去。到了飞机场，空军的将士就马上背上它飞将起来，同我们全民族的仇人日本鬼子打仗去了。一棵桑树，一条蚕，乍然一看那有什么关系，可不知道都与打仗有关系，这就知道平素不注意的一点小植物和一点小动物，都有很大的价值。 这里有个印票子的地方，叫大业公司，我去参观。那些办事的人，有的是以前认识的老朋友。他们报告我他们艰难困苦的情形，我对他们为国辛劳的奋斗精神慰勉了一番。 离开嘉定，就到夹江，这是个很小的县，县长姓王，也很热心。这个地方献金的数目虽少，可是爱国的精神很好。正开着献金大会，那不远的地方失了火，好在走的人不很多，没有影响到这个会。这是什么人干的，这是居心破坏抗战的人干的勾当。献金献得多，士兵们就吃得饱穿得暖，自然能打胜仗，为什么破坏献金呢?这真是一种低能的手段。 我在这个地方看了看造夹江纸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能多用些机器来造，那就更好了。 离开夹江来到眉山县。县长姓张，名字叫玉阶，他是四川资中人，有四十岁左右，很精明，说话也很清楚，在党里做工作做了很久。他迎接我有四五里路远，我约他上了车，一同到城里关了门的中央银行的空房坐下。没多大工夫，他就说，这个地方去年旱了，今年又没收，献金的事恐怕很难办。我说： “你不必说好办难办，请你记着，大家就是献了十万、二十万，你一个落不着，我一个也落不着，大家一文也不献，你也穷不了，我也穷不了。” 我又说：“你什么也不要管，只是把父老们集合在一起，我来同大家讲讲话，就有了。” 就这样，约定午后四时，请地方上父老来到一个礼堂里，我对他们讲了两个钟头的话。随后我问大家有什么感想，有一位团里的青年王超父马上站起来说： “我们应当用所有的力量，来拥护这个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接着，几位老先生一个一个站起来，都是泪流满面，他们说： “出钱、出力、出命，为了抗战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用全力拥护这件事。” 从此就分开了队，分头活动。后来，听说有两个人下乡去了，他们听有人传说是冯先生来了，叫你拿多少，你就得拿多少，快跑开吧!这是从夹江过来的人宣传的，老百姓们不明白内情，只好躲开了。后来听说我讲话讲得大家都落下泪来了，他们就慢慢地又回来了。可见真诚为国的事，也免不了有人从中破坏。这里献金的结果很好，在开大会的时候就有献金戒指的、献毛衣的。义卖的时候非常痛快，有一个卖件毛衣，五千块钱，一说出来，那个青年王超父就买了。本地中学教员杜重囗先生，他捐了他画的很多本画，卖了很多的钱。这些人都不是很有钱的人，他们都这么热烈，实在是可佩服。我们在三苏公园照了个相之后，那位县长先生挨着我的膀子走，我说： “张同志，你有什么话说?” 他说：“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要学习学习。”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在这里卖公债，把地方上的人请了来，对他们讲话，他们有的把耳朵捂上，有的如同耳旁风一样，三二十万的公债他们都不愿意拿；先生来了，什么也没拿来，就是有两片嘴，一开献金大会，得到那么多的款子，这是什么缘故?请先生教教我好吧。” 我说：“不敢说教，只是盼望你多同老百姓站在一起，多跟老百姓在一起谈话，那一定会好的。” |